民族地区外贸优势的发挥与外贸经营策略的转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8-01-05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按照世贸组织通行的规则运行。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将越来越大，民族地区也日益从对外开放的后方转变为前沿阵地。从地域、市场、环境、资源等方面看，民族地区对外贸易的潜在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要使这种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必须改变传统的贸易经营策略，走一条全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对外贸易之路。
一
第一，民族地区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
从地缘优势看，民族地区地处边境，漫长的边境线是民族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重要条件。民族地区位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的结合部，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国土相邻，边境线长达16537.45公里，[1](P10-15)地理位置十分有利。这样的地理位置使民族地区与邻国或从邻国转口进行外贸比内贸运距小，成本低。例如，从伊犁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从喀什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拉萨通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孟加拉国，从婉町通缅甸，从河口通越南、老挝、泰国，都是方便的近途。据测算，从云南昆明经瑞丽到东南亚，比绕道广州、香港要缩短5000公里，从新疆阿拉山口至荷兰鹿特丹，比走天津到欧洲缩短距离7000公里，大大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此外，云南、西藏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后脊之地，陆路打通之后，可使我国打开一个朝向印度洋的窗口，有利于民族地区在广阔的范围内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建立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在民族地区漫长的边境线上，许多民族之间的贸易交流历史悠久，早已形成了许多传统的贸易通道和口岸。在甘肃有与蒙古交易的马鬃山口岸，在新疆有阿拉山口岸，在西藏有与尼泊尔和印度交易的樟木和亚东口岸，在云南有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交易的口岸。这些口岸是民族地区各省区发展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民族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突破口。
从人缘优势看，民族地区与相邻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统计显示，全国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民族地区。他们的风俗习惯相近、语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有的甚至是“山脉同缘，江河同源”，相互之间具有人缘、历史和习俗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蒙古及独联体国家与我国国情相近，技术水平相适应，近年来彼此之间扩大经济技术交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中东地区和我国宁夏、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传统，充分利用我国的穆斯林优势，完全可能在伊斯兰文化圈各国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南亚及东南亚各国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甚深，与我国青藏高原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易于沟通。从开放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海外联系具有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优势。
第二，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对外贸易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
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地理位置相近，资源都比较丰富，其生产的蚕茧、丝绸、名酒、中药材，同东南亚国家的橡胶、玉石、石油、木材、椰油、贵金属，彼此都有需求，可进行多种资源的余缺互补。大西南地区在电子、航天、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后者则偏向于发展轻纺工业和一些组装型新技术产业。北部地区与俄罗斯、中亚诸国、朝鲜、蒙古、巴基斯坦等国毗邻，中亚诸国和蒙古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尤其是纺织、食品和其他日用消费工业品比较落后，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和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劳动力和技术缺乏。但这些国家的木材、钢铁、水泥、化肥、重型机械等行业具有相对优势。相比之下，中国的轻纺工业发达，劳动力资源充裕，资源相对不足。可见，中国的紧缺产品正是这些国家的优势产品，中国的优势产品正是这些国家的紧缺产品。这种经济上很强的互补性构成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潜力很大。[2](P23)（见表一）
表一：东南亚、南亚国家对华贸易情况(1997)
附图
第三，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资源和环境优势。
绿色贸易是建立在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质量认证、绿色消费基础上的，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随着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深入进行，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绿色贸易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由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服务、绿色消费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的庞大的绿色市场。绿色产品层出不穷，从绿色食品到绿色药品，从绿色服装到绿色玩具，从绿色家电到绿色汽车，从绿色能源到绿色材料，多种多样，应有尽有，为国际竞争增添了新热点。民族地区独特的资源和环境地位决定其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天然优势。
首先，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资源优势。由于人迹罕至，很多民族地区至今仍保持着完好的自然地貌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这里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地理垂直分布立体结构，包含了从寒带到热带的多种动植物，既有世界寒带植物，也有纬度最北的热带雨林。例如，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天然花园”“香料之乡”的美誉，由于气候和地形种类多样，其植被类型、植物种类、遗留种和特有属均居全国首位。仅热带、亚热带的高等植物就有1万种以上。在这些植物中，可供利用的资源植物在千种以上，主要有药材、香料、咖啡、胡椒、橡胶、冬早蔬菜、特种花卉等等，其中的药用植物更是闻名中外，是举世瞩目的“生物基因宝库”和“生物资源王国”。[3](P144)此外，内蒙古的优质牧草，宁夏的中草药，新疆的瓜果，四川的油菜等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依托这些资源，可建成我国的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如内蒙古草原牧业生产基地，青海省优质牛羊肉生产基地，川渝优质油菜生产基地，云南名优茶生产基地，新疆优质水果和棉花生产基地，西藏的高原绿色蔬菜生产基地等等。
其次，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生态环境。民族地区现代工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地区在以往的工业化岁月中被远远抛在后面，工业发展程度比较低。特别是青藏高原、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低，其生态环境系统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循环状态，有大片无污染区域和上千种未受污染的动植物品种。相对东部地区来说，这里有洁净的水，碧蓝的天，灿烂的阳光和未受工业污染的耕地、草场和大气，被称为“人类最后一块净土”，完全具备生产绿色产品的土壤、水质、气候等条件。据调查，西藏东南部水资源十分丰富，由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任何污染，水质十分纯净，且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可用于发展绿色饮料、绿色蔬菜、绿色水果、绿色中草药等多种产品，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优势。民族地区可以利用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制药业、保健品业、花卉业等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此外，由于“绿色壁垒”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出口商品中的环保指标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一些过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由于工业污染被禁止出口或销售，这就给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地区天然食品、药品、保健品的出口带来更大的商机。
再次，民族地区仍保持着发展绿色产品的传统耕作技术和方法。在人们 对工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传统农业在让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面显示了现代工业技术难以媲美的优势。例如，东部非洲的一些国家迄今仍然在按传统农业的方法耕种收获庄稼，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其中最常见的是玉米，当地农民使用让吃玉米的害虫也有吃的办法（在玉米旁边栽种一种植物让玉米的害虫吃）以满足害虫的需求，或者在玉米地里套种专吃玉米害虫的植物，从而减少害虫对玉米的破坏。这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偏远和交通不便的民族地区，广大农牧民仍然沿袭着千百年以前的传统生产方式，其耕作、灌溉、收获、储存、饲养、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远离工业文明。例如，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使用在内地已司空见惯，并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警惕和抵制。而在许多民族地区，化肥和农药等产品则远没有普遍使用，而是采取人工驱虫，植物诱虫等“土”办法消灭病虫害。例如，在受佛教影响深远的青海、西藏和云南某些地区，当地人认为，在青稞田里喷施农药杀虫剂和在草场中投放灭鼠药是违背宗教教义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下生产的食品和药品，完全具备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无有害化学物质等绿色产品的特质，符合后工业化时代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消费时尚，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稀缺资源。
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优势还只是以潜在状态下存在着，现实优势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还十分落后。据统计，2000年，对外贸易额东部为3898亿美元，占全国的84.1%，西部为168亿美元，仅占4%。[4](P22)从出口依存度来看，东西部差距更加明显。[5](P37)（见表二）
表二：东西部出口依存度比较（1998年）单位：亿元
附图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地区的贸易经营策略还比较陈旧落后，无法适应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贸优势，必须改变传统的外贸经营模式，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转变为占领某个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热衷于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如采矿业、冶炼业、纺织业等等。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大可能。从必要性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越来越发达，产业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原先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设计、开发、加工、组装、分配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分散到了国外进行。跨国公司为了系统利益的最大化，无不把价值增值链的不同部分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世界各地，同一产品的各种零部件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一个大工厂。如果我们游离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继续搞“大而全”“小而全”，不仅无法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且要承受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损失。从可能性来看，民族地区由于科技水平落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低，产业关联度低，自身协作配套能力差。靠自身力量发展一个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十分困难的，其结果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民族地区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主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安排，不必再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生产条件占领某个产业或产品的一部分，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上一个环节，成为其在国外的生产基地，并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网络扩大产品出口。具体说来，在科技、人才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某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如飞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仪器仪表、军工制造、家用电器等；在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某个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搞“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在旅游、通讯、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服务贸易生产环节；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占领某个产业的上游产品的生产环节。通过跨国公司的经济运行机制把这些生产环节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稳定的销售市场。
一
第一，民族地区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
从地缘优势看，民族地区地处边境，漫长的边境线是民族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重要条件。民族地区位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的结合部，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国土相邻，边境线长达16537.45公里，[1](P10-15)地理位置十分有利。这样的地理位置使民族地区与邻国或从邻国转口进行外贸比内贸运距小，成本低。例如，从伊犁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从喀什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拉萨通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孟加拉国，从婉町通缅甸，从河口通越南、老挝、泰国，都是方便的近途。据测算，从云南昆明经瑞丽到东南亚，比绕道广州、香港要缩短5000公里，从新疆阿拉山口至荷兰鹿特丹，比走天津到欧洲缩短距离7000公里，大大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此外，云南、西藏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后脊之地，陆路打通之后，可使我国打开一个朝向印度洋的窗口，有利于民族地区在广阔的范围内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建立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在民族地区漫长的边境线上，许多民族之间的贸易交流历史悠久，早已形成了许多传统的贸易通道和口岸。在甘肃有与蒙古交易的马鬃山口岸，在新疆有阿拉山口岸，在西藏有与尼泊尔和印度交易的樟木和亚东口岸，在云南有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交易的口岸。这些口岸是民族地区各省区发展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民族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突破口。
从人缘优势看，民族地区与相邻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统计显示，全国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民族地区。他们的风俗习惯相近、语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有的甚至是“山脉同缘，江河同源”，相互之间具有人缘、历史和习俗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蒙古及独联体国家与我国国情相近，技术水平相适应，近年来彼此之间扩大经济技术交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中东地区和我国宁夏、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传统，充分利用我国的穆斯林优势，完全可能在伊斯兰文化圈各国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南亚及东南亚各国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甚深，与我国青藏高原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易于沟通。从开放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海外联系具有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优势。
第二，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对外贸易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
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地理位置相近，资源都比较丰富，其生产的蚕茧、丝绸、名酒、中药材，同东南亚国家的橡胶、玉石、石油、木材、椰油、贵金属，彼此都有需求，可进行多种资源的余缺互补。大西南地区在电子、航天、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后者则偏向于发展轻纺工业和一些组装型新技术产业。北部地区与俄罗斯、中亚诸国、朝鲜、蒙古、巴基斯坦等国毗邻，中亚诸国和蒙古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尤其是纺织、食品和其他日用消费工业品比较落后，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和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劳动力和技术缺乏。但这些国家的木材、钢铁、水泥、化肥、重型机械等行业具有相对优势。相比之下，中国的轻纺工业发达，劳动力资源充裕，资源相对不足。可见，中国的紧缺产品正是这些国家的优势产品，中国的优势产品正是这些国家的紧缺产品。这种经济上很强的互补性构成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潜力很大。[2](P23)（见表一）
表一：东南亚、南亚国家对华贸易情况(1997)
附图
第三，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资源和环境优势。
绿色贸易是建立在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质量认证、绿色消费基础上的，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随着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深入进行，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绿色贸易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由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服务、绿色消费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的庞大的绿色市场。绿色产品层出不穷，从绿色食品到绿色药品，从绿色服装到绿色玩具，从绿色家电到绿色汽车，从绿色能源到绿色材料，多种多样，应有尽有，为国际竞争增添了新热点。民族地区独特的资源和环境地位决定其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天然优势。
首先，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贸易的资源优势。由于人迹罕至，很多民族地区至今仍保持着完好的自然地貌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这里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地理垂直分布立体结构，包含了从寒带到热带的多种动植物，既有世界寒带植物，也有纬度最北的热带雨林。例如，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天然花园”“香料之乡”的美誉，由于气候和地形种类多样，其植被类型、植物种类、遗留种和特有属均居全国首位。仅热带、亚热带的高等植物就有1万种以上。在这些植物中，可供利用的资源植物在千种以上，主要有药材、香料、咖啡、胡椒、橡胶、冬早蔬菜、特种花卉等等，其中的药用植物更是闻名中外，是举世瞩目的“生物基因宝库”和“生物资源王国”。[3](P144)此外，内蒙古的优质牧草，宁夏的中草药，新疆的瓜果，四川的油菜等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依托这些资源，可建成我国的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如内蒙古草原牧业生产基地，青海省优质牛羊肉生产基地，川渝优质油菜生产基地，云南名优茶生产基地，新疆优质水果和棉花生产基地，西藏的高原绿色蔬菜生产基地等等。
其次，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生态环境。民族地区现代工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地区在以往的工业化岁月中被远远抛在后面，工业发展程度比较低。特别是青藏高原、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低，其生态环境系统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循环状态，有大片无污染区域和上千种未受污染的动植物品种。相对东部地区来说，这里有洁净的水，碧蓝的天，灿烂的阳光和未受工业污染的耕地、草场和大气，被称为“人类最后一块净土”，完全具备生产绿色产品的土壤、水质、气候等条件。据调查，西藏东南部水资源十分丰富，由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任何污染，水质十分纯净，且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可用于发展绿色饮料、绿色蔬菜、绿色水果、绿色中草药等多种产品，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优势。民族地区可以利用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制药业、保健品业、花卉业等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此外，由于“绿色壁垒”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出口商品中的环保指标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一些过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由于工业污染被禁止出口或销售，这就给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地区天然食品、药品、保健品的出口带来更大的商机。
再次，民族地区仍保持着发展绿色产品的传统耕作技术和方法。在人们 对工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传统农业在让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面显示了现代工业技术难以媲美的优势。例如，东部非洲的一些国家迄今仍然在按传统农业的方法耕种收获庄稼，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其中最常见的是玉米，当地农民使用让吃玉米的害虫也有吃的办法（在玉米旁边栽种一种植物让玉米的害虫吃）以满足害虫的需求，或者在玉米地里套种专吃玉米害虫的植物，从而减少害虫对玉米的破坏。这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偏远和交通不便的民族地区，广大农牧民仍然沿袭着千百年以前的传统生产方式，其耕作、灌溉、收获、储存、饲养、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远离工业文明。例如，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使用在内地已司空见惯，并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警惕和抵制。而在许多民族地区，化肥和农药等产品则远没有普遍使用，而是采取人工驱虫，植物诱虫等“土”办法消灭病虫害。例如，在受佛教影响深远的青海、西藏和云南某些地区，当地人认为，在青稞田里喷施农药杀虫剂和在草场中投放灭鼠药是违背宗教教义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下生产的食品和药品，完全具备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无有害化学物质等绿色产品的特质，符合后工业化时代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消费时尚，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稀缺资源。
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优势还只是以潜在状态下存在着，现实优势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还十分落后。据统计，2000年，对外贸易额东部为3898亿美元，占全国的84.1%，西部为168亿美元，仅占4%。[4](P22)从出口依存度来看，东西部差距更加明显。[5](P37)（见表二）
表二：东西部出口依存度比较（1998年）单位：亿元
附图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地区的贸易经营策略还比较陈旧落后，无法适应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贸优势，必须改变传统的外贸经营模式，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转变为占领某个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热衷于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如采矿业、冶炼业、纺织业等等。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大可能。从必要性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越来越发达，产业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原先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设计、开发、加工、组装、分配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分散到了国外进行。跨国公司为了系统利益的最大化，无不把价值增值链的不同部分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世界各地，同一产品的各种零部件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一个大工厂。如果我们游离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继续搞“大而全”“小而全”，不仅无法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且要承受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损失。从可能性来看，民族地区由于科技水平落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低，产业关联度低，自身协作配套能力差。靠自身力量发展一个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十分困难的，其结果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民族地区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主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安排，不必再追求一个完整的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生产条件占领某个产业或产品的一部分，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上一个环节，成为其在国外的生产基地，并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网络扩大产品出口。具体说来，在科技、人才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某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如飞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仪器仪表、军工制造、家用电器等；在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某个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搞“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在旅游、通讯、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应尽量占领服务贸易生产环节；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占领某个产业的上游产品的生产环节。通过跨国公司的经济运行机制把这些生产环节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稳定的销售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