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和承担什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8-02-27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随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狱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难以置信。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德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导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他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后没有心灵来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于是，我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随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讽；同时，我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狱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难以置信。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德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导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他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后没有心灵来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于是，我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随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讽；同时，我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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