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80后文化消费现状研究
摘要：文章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调查上海80后的文化消费现状。同时，还结合国外文化消费研究中关于“消费文化”研究范式的新应用，将社会阶层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嫁接，以人口统计变量作为划分不同文化消费群体的依据。最后的结论发现，教育、职位及收入等因素会对80后群体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并总结当前80后群体文化消费的一般特征及最新动态，从而为国内文化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上的支持。
关键词：上海；80后；文化消费；分析。
1问题的提出。
消费作为人类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消费中的一部分，中国国内文化消费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消费的发展更加迅速。其实，所谓的文化消费[1]，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即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在经济条件宽松充裕以及具备闲暇时间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获取知识、陶冶身心、娱乐自我等需求的满足，而对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和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进行的一种消费行为[2]。文化消费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并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带动作用。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标准。若从消费的形式来看[1]，它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和个人文化消费；其中，个人文化消费又可根据消费的内容划分为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与个人文化活动消费。再从消费内容的广义上来看[3]，文化消费又包括教育、旅游、体育事业、文化娱乐场所、广电音像制品、戏剧舞蹈等等服务行业。在此基础上，还可将健身、体育表演和赛事观赏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活动纳入其中。
同时，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而80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前人已经截然不同；这样，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主要消费群体，探讨80后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特征，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将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以及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选取上海地区的80后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费的现状，并总结与提炼其文化消费特征及规律。实地的调查通过随机街访的形式完成，发放问卷60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503份。
2社会公共文化消费的研究。
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属于最基本的消费，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一般由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本研究从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度、每周在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时间以及每年去社会公共文化场所次数三方面，来探讨上海80后群体的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情况。
2.1 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可发现有59%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这些场所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无法利用这些场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该调研结果表明，虽然较多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区服务中心做好宣传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
2.2 80后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可发现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0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69.3%，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18.5%，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以上的人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2.8%。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每周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也应丰富自身的活动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前去参加。
2.3 80后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次数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年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次数的调研，可发现80后群体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次数，要远多于其去纪念馆、美术馆及文化馆的次数；特别是80后群体中没有去过纪念馆的人数接近总体样本的70%，即纪念馆为80后群体每年去的次数最少的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相比，80后群体每年去博物馆的次数要更多。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较多受流行性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偏爱“快餐文化”的消费，对博物馆等观光性质的场馆偏爱度较高。
同时，通过80后群体“不去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原因的调查，还可发现80后群体提及最多的原因为“工作繁忙”，这样从侧面论证了80后群体“偏爱快餐文化”消费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另外，提及因场馆设施不好或活动中心服务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人数最少，这也表明目前场地及服务因素并不是阻碍年轻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
3个人文化消费的研究。
3.1理论基础及方案设计。
毫无疑问，关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较为清晰地解析出个人文化消费的本质及其研究的范畴。但个人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个人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个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以至于缺乏显著性的成果。
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们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现状的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应用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
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也即消费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属性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80后文化消费的内容；（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位、月可支配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
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关于文化消费变量。其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读杂志的数量、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最后，本研究还选择4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
性别：男、女；教育程度：高中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程度（非全日制大专、大学、全日制大专），本科程度（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职位：初级职位（学生、机关或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的一般职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企业/公司的部门经理或中层干部、个体从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企业/公司的厂长或总经理、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可支配费用（4000元以下）、较低可支配费用（4000-5999元）、中等可支配收入（6000-9999元）、较高可支配收入（10000-13999元）、高等可支配收入（14000以上）。
3.2性别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着差异（P>0.05）。这说明男女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性别特征的组数为2，且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不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下的80后在文化消费中存着一定的区别，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教育程度的组数为4，且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性别因素下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0-2”、“购买数量6-10”和“购买数量11-15”三个区间上，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购买数量11-15”和“购买数量>15”三个区间上，研究生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教育程度对80后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区间上，且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少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上；研究生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区间上，且大专程度以上的80后群体中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多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这表明，教育程度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3.4职位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P>0.05），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职位等级下80后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着部分的区别，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但影响性不够显著。同时，职位等级的组数为3，且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部分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不同职位的80后群体在各区间的分布人数上基本趋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初中级职位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高级职位的80后群体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和“消费次数>5”区间。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
3.5收入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由于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普适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以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着一定的区别，收入因素对文化活动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收入的组数为4，且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1-15”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的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的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的区间上。这表明，收入水平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4研究启示。
经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性别特征因素不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职位等级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对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职位等级会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在影响的显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显。因此，通过所得到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方面展开：
（1）补充文化消费的研究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引入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支出变量，从而确定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找出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成因；如将年龄层次与收入水平两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准确界定各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大小；（3）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在都市居民文化消费中的影响作用，分析其他的外界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居民生活形态变量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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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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