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的心理史观解读
心理史观（或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解释历史现象，其源于奥地利，兴起以后在美欧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我国，梁启超等老一辈历史学家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我国心理史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新课程改革以来心理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和发展，高考也曾涉及，江苏省2013年高考历史试卷第23题“罗斯福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材料二的研究视角有何新意？”试题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思考，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心理史学不仅研究个人心理还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引导学生走入历史，让其“身临其境”，增强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提高教学效率。“冷战”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传统研究视角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冷战”的起源，笔者拟从心理史学的相关角度对“冷战”起源加以分析，以期深化对“冷战”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一、“安全困境”诱发“冷战”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安全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是奠基人类社会其他需求的基础，缺失安全感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缺失安全感就会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提出的，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国家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1]。二战后，美苏都缺失安全感，学者陶文钊在《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中指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这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2]可以看出，战后美苏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正是这种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才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那么，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其和“冷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教学中提出这一问题供学生思考，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教学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美国方面来讲，笔者认为其安全威胁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这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西方传统观点认为，战后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不断扩大前苏联势力范围，这会对美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令美国不安。美国遂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保障美国及西方自由国家的安全，正如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但是不这样做，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3]可以看出，在美国看来，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战后美国要把确保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于是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采取一系列措施甚至是先发性措施防范苏联的安全威胁，“冷战”便在苏联对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次，美国还深感来自德国及日本的威胁。德国及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虽然战后签订了一些协定限制其力量的发展，尤其是限制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但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也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在我的心目中，（对于美国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的技术上的能力将会与俄国人的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4]他认为来自德国的安全威胁是可能的：一是德国再次崛起、发动战争，因为德国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及纳粹势力有可能死灰复燃；二是德国再次崛起与苏联联合对抗美国，这是美国更为担心的。所以战后美国既想扶持德国抗衡前苏联，又要警惕德国再次崛起威胁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上述因素及其结合对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美国“深感不安”，美国遂采取措施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措施确保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冷战”便在这样的“不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从苏联方面看，其安全威胁主要有：首先，强大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当时苏联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伴随着二战结束，美苏由战时的同盟向战后的对手转变，实力上美国居苏联之上，美国欲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全球，且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核武器，这更加剧了苏联的不安。苏联更为担心的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斯大林在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记者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使和平和安全的事业遭受损失？”斯大林答：“无疑是的……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5]可以看出，战后斯大林担心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威胁苏联安全。杜鲁门上台以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尤其是“杜鲁门主义”提出以后，苏联更感不安，连发社论指出其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其次，德国是战后苏联面临的威胁之一。战后德国依然是苏联的心腹之患，斯大林担心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重新构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例如，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表示：“德国人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在十五年里，我们又将面临与德国的战争。”[6]从中不难看出对德国的担忧，担忧其死灰复燃，更担心德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用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所以，战后苏联竭力在其以西构筑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安全地带，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强硬，力主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权，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来自德国及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再者，日本也是战后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美国独占日本，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日俄战争的阴影，日本的法西斯势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苏联的安全战略也会构成威胁，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的复兴也颇为忧虑。比如，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的谈判中，斯大林多次提出日本复兴及其对东亚及苏联安全可能造成冲击的问题。综上可知，美国的强大压力，德国及日本的可能再次崛起，以及这些因素的交织使斯大林充满不安全感，所以，有文章指出：“斯大林的不安全感和对安全的过分追求，它是东西方关系紧张从而也是冷战发生的原因。”[7] 综上所述，二战以后美苏领导人都认为受到对方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安全威胁，面临“安全困境”。可以说这既是客观现实，更是主观反映，正是这种主观判断导致双方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其国家安全，而这些措施又加剧了对方的不安全感，双方关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冷战”的形成和发展。如果（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当时美苏领导人都能够以战略的眼光、互信的态度看待对方，采取积极的举措，“安全困境”或许可以摆脱，“冷战”或许可以避免。所以，当时美苏双方安全感缺失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是诱发“冷战”的因素之一。
二、“霸权心理”导致“冷战”
心理史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个人如此，集体、国家的活动也是如此。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外政策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美国二战后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欲向全球扩张、称霸世界，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这一心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冷战”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实际上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曾表达过“称霸世界”的欲望，他在1944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杜鲁门上台以后美国霸权意识更加强烈，1946年公开宣称：“……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他在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上述言论都谈到美国要领导世界、称霸全球的意图，教学中可以引用上述材料，提出问题：“材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意图？其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问题的思考、分析加深学生对“冷战”的理解，认识“冷战”的形成正是战后美国“霸权心理”的产物。
苏联经过二战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为了确保战后世界大国地位，维护其利益，不仅通过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扩大了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并企图通过世界革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从而实现苏美两分天下、争霸全球的欲望，这样美苏两强相争，“冷战”便在美苏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伴随着二战美苏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形成的“霸权心理”才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如果退一步，双方或一方不谋求世界霸权，就失去“争霸”对手，“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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