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与民族心理文化及语体关系思考
一、前言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曾写到：“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变”……表明他已注意到汉语语法同富于形态变化的拉丁语的一些差异。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 认为汉语语法的特点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词类与句法成分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王力认为汉语语法有两大主要特点：“1、词序固定；2、虚词的应用。”他同时还明确提出，汉语语法结构有“意合”特点。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认为：“汉语语法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是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邵敬敏认为：“汉语语法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而主要借助于语序、虚词、重叠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现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
胡裕树在其主编《现代汉语》列举两大特点：一是“汉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二是“单双音节对语句结构的影响值得重视。”
黄伯荣、廖序东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列出了一个根本特点、四个派生特点。邢福义把现代汉语与印欧语、其他汉藏语等三个方向去比较，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陆俭明、沈阳在其合著的《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中列举了五个方面，明确表明“只要语境允许， 句法成分， 包括重要的虚词， 都可以省略。”这一意合语法特点。
从以上各家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汉语语法的主要（或根本）特点，学术界有分歧，但在与印欧语系语言比较后， 在“现代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语序（词序）和虚词（包括量词）在语法结构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基本达成共识。
二、汉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因素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
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和成果，在反映一个民族的思维成果时必然会带上该民族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烙印，这种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烙印体现在语言上，便形成了这种语言的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一部分，汉语语法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汉民族的心理文化的熏陶。
历史上，汉民族作为一个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民族，长久以来生活在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的中原地带，缺乏严酷的外部自然及社会环境，这就为造就汉民族“温和、务实、简约、谦逊”的民族性格奠定了物质基础，且汉民族格外重视血缘纽带，遵守伦理道德。“这种性格协同汉语重意合的特征造成了汉语语法结构在意达条件下的大量简省。汉语的词类免去了繁杂的形态变化，汉语中词的功能、词语的搭配、句法成分的位置，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的灵活和自由。”[1]
另外，汉民族格外信奉“中庸之道”、讲究“变通之法”的为人处世原则、个体价值观念体系，也对汉语语法的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文化上更是坚定地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汉民族的人们在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层长期引领下，在潜移默化中绝对信奉“中庸之道”、讲究“变通之法”的为人处世原则、个体价值观念体系，信奉“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凡事留有后退、斡旋的余地，讲究“中不偏庸不易”的中庸之道。同样，这种思维习惯也会全面地反映在语言符号系统中，使得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即使是批评）尽量含蓄、婉转，保留一层“窗户纸”，不把话说透，而留给听话者自己去揣摩、领悟。同时，汉民族又是一个极其讲究“圆润、变通”的民族，任何落到纸上的制度、规范对相当一部分掌握社会绝对资源优势的汉民族人们来说都是“一纸空文”，“人治永远胜于法治”。这种个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体系反映到汉民族语言符号系统中，就不得不让说出的话“模糊、含蓄、减省”，给“人治”留有充分斡旋、变通的空间，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
三、汉语口语、书面语体差别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
与印欧语系语言比较，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但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说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但汉语构词中又存在“子”、“老”、“阿”、“初”等作为构词词缀与词根构词的方式；在构形方面，汉语中同样存在可以加在表人名词后面的“们”，表示复数意义……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并不是完全没有形态变化，而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
朱德熙在《语法答问》中曾举例说“说汉语的词序特别重要，似乎暗示印欧语里词序不那么重要。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拿英语来说，词在句子里的位置相当稳定，倒是汉语的词序显得有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当然不能说汉语的词序一定比英语灵活，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汉语的词序一定比英语不灵活”[2]例如：
我不吃羊肉～羊肉我（可）不吃～我羊肉不吃（吃牛肉）；
并着重说明汉语语法的“意合法”――“汉语句子里的虚词到时常常可以‘省略’，特别是在口语里。”例：
买不起别买。（要是买不起就别买）；
除了朱德熙先生所举的例子，还有其他学者在其著作中经常援引一些类似近现代的经典小说、戏剧中的“书面”言语（包括近代很多戏剧、小说中的半文言半白话式）来佐证，但这些其实都是剧中（或小说中）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特定“口语”。赵元任就曾在其《汉语口语语法》绪论一章中，明确提出“汉语口语的来源”包括“有意代表现代口语的文字材料。这些是现代戏剧和小说里的对话，如曹禺和老舍的作品。我也引用了我的翻译作品（《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最后五分钟》等。”[3]
当然，朱德熙先生说的也很明确，这些似乎是离经叛道的特例大都出现在“口语”中，也就是说这些不符合规则的特殊情况大都是交际的双方在特定的语境下说出的特点的话语，交际双方不会觉得这些不顾及语序和虚词的话语如何不妥，也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或交际障碍，因为交际双方都处在特定的语境中。换句话说，在特定的语境中，一切书面语的规则似乎都可以忽略，交际双方凭借共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外部自然环境、面部表情及肢体语言来表情达意，也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推而广之，不但在汉语口语中，语序和虚词对于表达语法意义有时会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在以英语口语为代表的印欧语口语中同样存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符合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
因此，我们讲与印欧语系语言比较，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序（词序）和虚词（包括量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主要是指在规范的书面语体的前提下得出这个结论，而不应包括大量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汉语口语语体。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富于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相比，汉语是意合型语言，其（主要是指现代汉语规范的书面语）主要语法特点是“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序、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数段”，但在汉语口语中，口语语法具有“灵活性”的特征。这是跟汉民族长久以来所秉承的信奉“中庸之道”、讲究“变通之法”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一脉相承的，是社会经济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综合反映，而不应将汉语书面语语法、口语语法特点混为一谈。
注释：
[1]见黄永红、岳立静的《汉语语法特点与汉民族文化关系的几点思考》，民俗研究，1996（3）.
[2]见朱德熙先生《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2-P3.
[3]见于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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