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82-02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废除汉献帝自立为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现代转型具有典范意义。
一、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之说，显示出著书立说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那时的文学一直作为史学、哲学和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当历史演进到魏晋时代，随着儒家一统地位的动摇，道、佛各家兴盛发展，受此影响，人们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此背景下文人们也更注重内在感情的表达，文学的地位随之提升，于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把文学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看待，认为通过文学，于公可以安邦，于己可以扬名不朽。由于曹丕的宣扬，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文士们将之作为崇高的“治国安邦”和“扬名立万”的事业。
正因为有了这一理论的指导，才可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封建士大夫在仕途不如意时能够取得杰出文学成就的原因。实质上，曹丕这一理论的精髓在当代文坛也一直延续着，对此，可以联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于文学价值的阐释，记者曾采访过莫言，问他：“日渐式微的文学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莫言说：“的确，文学不是粮食棉花，没吃没穿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文学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可见，莫言的文学思想同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文学价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文学有着崇高的价值和地位，所以自古及今，无数的文人学士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曹丕的文学思想受此影响）《史记》的写作到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的完成，无不说明了这一道理。这正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
二、文气说
曹丕以“气”论文，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比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先天性的因素。不同的人唱同一曲调、同一节奏的一首歌曲，因其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不同，往往会导致声音有巧拙、刚柔和清浊之别。这些因素源于天赋，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传给儿子，兄长也不能传给老弟。曹丕进一步以当时的文坛名人为例，说明“文气”的客观存在，说徐干的文章中具有齐人的舒缓之气，应■的文章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刘桢的文章气势雄壮而文理不够细密，孔融的文章风韵气度高雅。曹丕的“文气说”同西方古希腊把人的气质分为四个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类型气质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特点，呈现出不同的文风。
根据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给学生以下启示：首先，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决定着文学成就的高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在征婚中更是人人宣示都爱好文学，甚至很多大学都办起了作家班，希望能够培养出著名的作家。而最终的结果是，空谈文学而缺少文气的人永远也成不了所谓的作家，大学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学生也大多淹没于众人之间，成名成家者甚少。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或者著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禀赋，而不仅是后天的教育。所以，纵观中国文学史，在古代是不存在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但同样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如古代文学史上的苏轼，他在诗、词、文、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其次，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除了能够反映作者的学识修养外，还可以看到他的气质才情等内在因素，并且这种气质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形成。在当代文学史上，冰心的散文被称为“爱的哲学”，这是其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饱含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赞颂。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这主要源于他“峻急，热烈而又冷峻”的性格特征。再如，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散文具有“平和冲淡，清隽典雅”的特征，这与他“安静、和缓、低调”的性格息息相关。再次，各种气质无所谓优劣长短，气质是先天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人格是后天培养的。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克服气质的负面效应而增强正面效应。诚如歌德所言：“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三、文体观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认为，文章的“本”即基本的创作原则和表现人们思想意识方面是相同的，这是一切文章的共性；而文之“末”即在如何表现上，因文章的具体功用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文体的观念和各文体的具体要求。 曹丕的文体观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一切文章的“根本”是相同的，只有“根深”才可能“叶茂”，所以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必须打好自己的基本功，即作家的思想品格修养、人生的历练和认识、语言的运用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这些因素修炼程度的深浅往往也影响着一个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否则若过分注重于文章的“体裁”等“末”的因素，就只会“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其次，决定了作家对于文体创作的选择。在文学教学中，我们常有一些疑问，像鲁迅这般天才作家为什么主要集中于杂文的创作，如能够在有生之年写就几部长篇小说，岂不是更为伟哉！人民艺术家老舍如能把他写小说的劲头用于诗歌写作，这样又多了一个伟大诗人，岂不美哉！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他们不愿为而怕是不能为也，因为如他们这等聪明之人，当然深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只有能够体察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进行深入的开拓，取得不凡的成就，其实这就是要做到扬长避短罢了。
四、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篇就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以汉代的傅毅和班固为例进行说明，他两人本来共同从事点校书籍的工作，在文采上也不分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说傅毅的文章冗长无物。曹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同时曹丕还指出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等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曹丕在当时提出的“文人相轻”的现象，是在总结其以前文人间出现的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从那时到现在这种现象从未间断，如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周扬，鲁迅与徐懋庸，鲁迅与郭沫若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可谓文坛皆知，那么导致“文人相轻”的根源到底何在呢？首先，在于文人的价值追求。文人存在的价值，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是源自于各自的学术观点和艺术风格，因此相互间发生学术冲突时，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他人，从而捍卫自己的学术或者文学存在。其次，在于文人心灵世界的细腻，我们很多人每天面对的世界大致相同，甚至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有的人成了作家或者学者，而有的却不能呢？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在于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特别敏感，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不同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往往由表及里，入木三分，同时感触非常敏感，这既是文人的长处，也往往导致了文人间的不睦。
对于“文人相轻”的现象，必须客观地看待。首先，人与人之间相互贬斥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文人之间，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其次，“文人相轻”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只有各自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文学风格，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和万紫千红的局面，有道是“春兰秋菊各有时，同留秀色在人间”，这总比和稀泥式的一团和气好，总比文坛只有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风格好。再次，文人间有相互轻视的一面，更有相互尊重的一面，有时相互推崇，还抬升了整个行业的地位，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体现。
五、文学流派
曹丕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先河，提出了“建安七子”说。他在《典论?论文》中指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这是建安时代以邺下为中心形成的一个曹魏文学集团。这其中的七人，除孔融同曹操关系不和，后被杀害之外，其余均为曹操集团的成员。
文学流派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审美趣味、创作风格相近或相似，形成的自觉的聚合体”。“建安七子”之所以成为我国第一个文学流派，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在诗歌中抒发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呈现出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是后世文人不断推崇的“建安风骨”的具体实践者。“建安七子”之说的提出，可以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影响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有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但不管数量如何庞大，中国文学流派的出现和研究是开始于此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同时，文学流派的出现是文学创作兴旺的一个标志，这为文学研究中“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论点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