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角下解读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一、《菊与刀》中解读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一）《菊与刀》简介
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为研究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特做此调查报告，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此书对于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是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该书在研究日本文化中的分量不容小觑，尽管世界文化在交流融合，但是每个民族从骨子里带出来的个性不会被湮没。
（二）《菊与刀》中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强调报恩，另一方面又在强调报复。报复即“对名誉的情义”，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笔者在此将侮辱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意为之，一种是有意为之。无意为之可以解释为，一方客观陈述对方不想承认的事实，好意指出对方的不足，而对方将这无心的指责当做对自己的否定。有意为之可以理解为，一方因另一方所做的一些事心存不满，故意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打击报复。对于无意为之的行为，很明显就是一方气量太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对于有意为之的行为，就如书中所写，“容忍退让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
在日本凡是受到侮辱必须要进行报复，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根据以上论断，在被侮辱时日本人宁愿选择报复，也不会使自己的名誉受损，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以身份地位来看，一个人不外乎处于两种人际关系当中，一种是尊卑长幼关系，一种是平等关系。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封建等级森严，讲究尊尊。在尊卑长幼关系中，是根本不存在报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算父母、长辈、尊者有错，也应该是被原谅的。卑者例如部曲、奴婢，他们被当作私人财产，是可以用来买卖的，他们对于主人只有义务，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他们的身份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没有名誉权，也没有“话语权”，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报复的资格。幼者如子女，对长辈要言听计从，如有违背，即按服制亲疏来认定“不孝罪”，因此也没有报复的可能。同时，我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受人之恩，对对方怀有感激之情，即使对方有不合时宜的言辞或行为也能很大度的包容。
抗日战争刚结束，斯大林在接见蒋经国时，说了一句“日本人爱报复”。但日本人的睚眦必报不属于东方特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先是地理环境，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日本多山、土地贫瘠，养成了日本人勤劳、俭朴、吃苦、勇敢和善战的习性，因此他们能够从事长时间的、艰苦的、宏伟的和勇敢的活动。按照黑格尔的思路，日本是个岛国，生活在海岸区域的民族，大海给他们茫茫无定和浩瀚飘渺的观念，人们被大海的无限激起了勇气。同时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导致日本人心胸狭隘，处处比较精明，精打细算。蒋百里在《日本人》里说，短急清浅的水流，诱导了日本人性急、矫激，容易限于悲观性格的形成。其次是思想理论方面，日本历史较短，明治维新后广泛吸收外来的思想。但没有中国儒家文化的仁、恕观念，也没有西方基督教文化打左脸给右脸的境界，还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另外，日本人思想深处坚持认为复仇是对旧账的清算，不是去侵犯别人。如果受到的侮辱、诽谤以及失败未报复，世界就是不平衡的。日本人不喜欢竞争，有竞争就有失败，有失败就有可能因失败而蒙羞，蒙羞则要报复，这也是造成日本人复仇心理的一个方面。日本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人们的行为都是由别人来评价的。“家丑不可外扬”，让外人知道了就是莫大的耻辱，因此，与其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如隐瞒或者直接否认。以上这些内容决定了日本人相对于对错、是非，更在意颜面、自尊、耻辱、讥笑这类关乎个人、家族名誉的事情。
二、东京审判――法律视角下解读日本人的报复
如果说《菊与刀》对日本人报复心理的解读是呈现在文字上的，那么东京审判则是赤裸裸的现实的报复。
（一）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在美国的主导下，很快就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时，日本皇族成员和财阀领袖免予起诉，不被追究战争责任。同时法庭也否定了中国方面提出的342人的甲级战犯起诉名单，只从占领当局逮捕的100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确定28名为起诉对象。1948年11月12日，28名被告中有2名在判决前病死，1名因精神失常被免予起诉外，其余25名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死刑，荒木贞夫等16人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2人为有期徒刑。2006年6月，日本《每日新闻》做了一个日本社会关于东京审判评价的民意调查，国会议员和普通民众中均约有60%的被访者认为“审判虽无正当性，但日本既然战败，就只能接受这个结果”；10%的被访者认为“这是一场战胜国单方面裁断的不正当审判”；而认同“是处罚战争责任者的正当审判”的仅为17%。巨大的数字对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对审判的不满，不满之下潜伏着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报复心理。
（二）东京审判下的报复心理
日本政府因战败，在东京审判期间及之后基本上保持了被动配合及默认的态度。距离审判已过去50多年，但在日本有种声音经久不消：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转向”作家林房雄认为：东京审判是“20世纪的残酷喜剧”，“我不承认东京审判，从任何意义上也不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发言者》主编、评论家西部迈在1993年8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公开指责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带有“复仇者的复仇感情”，“战胜国把中国拉了进来，以这种形式完成了复仇。这种复仇感情今后还要持续”，“对这种复仇的感情不能谢罪，我们必须要把这一点看得透彻”。曾参与80年代《新编日本史》编写的小堀桂一郎在他的著述中将东京审判攻击为“胜利者把失败者裁判为‘罪人’”。类似的论调层出不穷，“报复”、“复仇”的字眼充斥其中。 日本人将东京审判解读为复仇，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报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认为其不应以战争犯罪来定罪，但如果对美国在二战后期使用核武器及大规模空袭等方式杀害日本民众的行为不采用相同罪名定罪处罚的话，东京审判就欠缺公平性。
第二，历来的国际法没有“对和平有罪”的罪名，此罪名是根据“事后法”原则确定的，有违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原则。
第三，审判中的11名法官全部来自战胜国，没有中立国，也没有日本本国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主张被告全体无罪，以这次审判缺乏国际法为依据。可是，遭到了麦克阿瑟的禁止。
第四，关于审判过程中有关日本国和日本军在二战中的犯罪行为，法庭将传闻、旁闻和伪证纳入证据体系，这不符合审判程序。
第五，在法庭辩护过程中，尽管控、辩双方都进行了质证，但是日方提出的证言多被驳回。
针对上述言论，进行下面解释：
1.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在国际法中早有先例，1928年8月27日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已有“对和平之罪”的意思。1907年10月18日在海牙签署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等一系列的国际法文献也包括了“对人道之罪”的部分内容所在和精神内涵指向。在东京宪章中再次总结概括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说是“事后法”，只是为了更加明确以备惩罚战犯。
2.安倍晋三在上任前出版的一部书中称，“我们现在对A级战犯有误解，所谓的A级战犯，是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审判中依据‘对和平有罪’和‘对人道有罪’，在战争结束时制定的概念而审判的，在国际法上是依据事后法审判的，是无效的。按照日本的国内法，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国内法没有关于战争罪的规定，不能排除该犯罪在国际法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国内法欠缺该罪名为理由，不接受国际上的审判有违国际法的应有之义。
3.在法庭的前期侦察和起诉书起草阶段，国际检察局派出了大量的检察官，进行调查活动，询问大量证人，搜寻证据。自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结束，历时两年多。期间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处理的书面证据达4336件，针对日本所说的不切实际的证据进行事实上的否定。
4.为表明审判的公正性，东京法庭给予了被告方充分的辩护权利，甚至从美国派来了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日方的辩护人多达60人，例如武藤章的辩护律师冈正一、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等，他们组成了庞大的辩护团。对于日本所说的其证言多被驳回的现象，从法庭的判决结果就可以看出该结论有失偏颇。起诉方对松井石根的第1、27、29、31、32、35、36、54等8项指控被否决，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也被判无罪，充分说明法庭听取了辩护方的意见，不是像日方说的这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
三、结语
有人形容日本人的无耻是彬彬有礼的，阴险的优雅，毒辣又是美丽的。他们心态复杂，因为侵华战争，怕中国强大、怕被报复的心理，可能存在每个日本人的心中，尤其是那些对侵略战争怀有愧疚感的人，怕被报复的心理更严重。亚洲国家同受儒家文化的熏染，但是报复却是日本独有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指了出来。尽管中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但我们还是应该对日本有所警惕，这是一个矛盾的民族，耻感文化下的民族，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说不定哪天就反咬我们一口，与日本的关系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