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日本以中朝农民民事纠纷为由制造“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两个月后，日本关东军策划了“柳条湖事件”，并依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占领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军事上不抵抗”[1]156策略。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各界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行径，要求中央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随着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的反日通电也如漫天雪花般飞舞，到1931年底，仅《申报》一家报纸就发表抗日通电宣言500多份[2]23-24，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抵货组织，爆发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
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抵制日货运动旨在通过不买卖日货、烧毁日本商品、拒绝装卸日本货物、不受雇于日人、断绝与日本银行来往、国人拒乘日轮、货物拒用日船装运等方式，达到减轻乃至消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目的。从短期经济效果来看，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抵制日货运动成效显著。
（一）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相伴而生，“我们要彻底的排斥劣货决不可尽靠西货，非自己努力制造国货替代不可”。因此国人在抵制日货的同时，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振兴国货，使国货得到厚爱，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为抢占日本工厂在华的市场份额，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国货厂家争先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货竞争力，从而激发本国产品技术革新。“抵货之道，自当搜求国内自制代用品及积极研究自制原料，如酸、酒精、硫磺等”[3]362。通过自主研发、改良产品、提高效率，1930-1933年我国部分原料产量均得到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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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会使市场日货供应减少，其产品价格“泡沫”将破灭，进而引发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总体下降。对消费者而言，在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所愿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将扩大，从而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和扩大，提高消费者的经济福利。
（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在大幅减少日货对华输入，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各界也采取“反抵制”策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附带影响。
1.华货出口数量降低
抵制日货运动不仅对日货输华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华货输日。1930年华货出口日本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4.20%，1931年出现短暂上升，达到29.13%，但是1932年急剧下降近9%，到1933年更是下降到15.65%[4]52。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出口日本的原材料的出口量也遭到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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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关税收入减少
自1913年日本超过英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进口国后，日本一直占据着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1930年日货输华占我国入口贸易的24.98%。“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抵制运动对中日贸易造成严重影响，当年日货进口下降到18.48%，次年下降到14.21%，1933年日货进口比例更是下降到9.88%，日货进入中国数量急剧减少[5]1072，国家关税收入也随之减少。
抵制日货运动对在华日资工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以棉纺织业为例，1930年日本在华建厂43个，总投资约1.3亿，“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随着日本公司放弃中国市场，包括相关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的征收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对中国进口日货的部分产品有明确规定：在一年至三年内不能改变现有税率。而这部分产品在日货进口中占据了大约30%左右，其中大多是棉纺织物和海产品。其他可以提高进口税的货物大多是中国民族工业园不能独立生产，或者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种类[6]（P408）。该协议的签订，明显限制了我国有竞争力商品的生产，使我国进口税收减少。
3.对民族经济造成偏激行为
抵制日货运动中，国人对专门经营日货的中国商家多采取焚烧、强砸、扣留、捣毁等方式，使许多商家损失惨重。以反日会扣留封存日货为例，焚烧、扣留、封存的日货大都是中国商人已经付过金额的货物，这些货物已经完全归属中国商人所有，毁坏这些货物必然损坏了中国商人的利益。同时，不许日本货物在中国市场流通，对中国商业环境产生某种程度不利影响。
三、抵制日货的经济效果评估
从日本出口货物额分析，1930年日本出口额1470百万日元，其中出口中国贸易额387551千日元，占日货总出口额的2.64%。到1935年，日本出口额2499百万日元，其中出口中国贸易额575103千日元[7]325，也就是说，日本对华输出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是2.3%，相比降幅仅有0.34%。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影响微乎其微。
从中国进口货物额分析，“假定1929年中国进口贸易额为100，则1930年为88.1%，1931年为89.5%，1932年为48.8%，1933年为38.7%，”[8]中国进口贸易额在这几年中急速下降。从1930年至1933年，外货进口份额降低了49.4%。其中日货输华占外货输华的比重从1930年24.98%降低到1933年的9.88%，降幅为15.10%。[9]与整个国家进口份额的减少幅度相比，日货进口减少份额仅占0.30%。简而言之，国人通过抵制日货所带来的日货进口数量减少的作用，收效甚微。 同时，抵制日货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仍要受到经济运行自身规律的制约。由于中国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仍旧无法与日货相比，国货质量劣而价格高，日货质量优而价格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抵制日货行为的短暂性。同时民众的购买力有限，决定了群众只能凭一时气愤而不买日货，但时过境迁，他们仍会“择价廉物美者而购之”[10]29日货也必然会畅销。《申报》“提倡国货者所用尽皆宣传一类‘空虚手段’，并不曾努力于‘自制足代外货之货’。但是‘审别美恶之知识，人人皆有。则一时感触于心而勉用不适宜之国货，然久而久之不能逃此优胜劣汰之公例’，是知其‘提倡之力不久也’”。
综上分析，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日货的进口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产生其效用，但是并没有达到“动摇日本经济根基”[12]28，对中国国内经济腾飞也没有起到“立竿见影”之效。因此，国人试图通过抵制运动达到“解决中日外交上之各种问题”的目标，必然难以实现。
四、结语
这次运动持续两年多，涉及商界、工界、学界、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华侨等社会各阶层，范围几乎波及全中国。此次抵制日货运动极大的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民族品牌的自主创新和民族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但与以往的任何时期如出一辙的是，此次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定，标志这次运动并没有压垮日本经济，使中国崛起，很快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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