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主位与客位再认识
正如人类学一遍遍的炒着他们的经典，我们也一直在这些人、这几个模式、概念里思索。主位与客位，我们说他们是old concept实不为过。但是不太懂得这一门道的我们，不弄清楚这些老问题，你就永远在这道门外。
主、客位这对概念为Kenneth L?pike于1947提出。在其著作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1954中阐述这一理论体系。主位与客位，是从音位（phonemic）音素（phonetic）后缀而来。
在pike提出这对概念之前，人类学已经有此等认识。如Boas曾言：“如果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就是我们严肃的目的， 那么对经验的全部分析就必须建立在他们的概念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概念基础上”①；再如我们所知的马氏的主要观念之一即土著观点；此后许多民族志学者都在其工作中体现了这对观念，也使脱胎于语言学的主客位走进文化。
人类学主客位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不得不提到文化唯物主义者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927-2001）。
在进行主位文化研究时， 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 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客位研究方法常把当地提供情况的人认为是不恰当或无意义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比较和评价。②
马文?哈里斯在人类学实践中提出，研究者既要从该文化参与者角度亦要用观察者的眼光去认识这一文化，即主客位二者缺一不可。
人类学发展各阶段对主客位有不同侧重，个人喜好亦有别。早期人类学多为我们现在说的客位观点，以研究者的立场评判他文化，从而促成了进化论（revolution）和传播论（diffusion）。而早期的民族音乐学，早期探险者传教士的民族之资料，Alice 至比较音乐学通过跨文化达到对音乐的宏观认识都是客位方法为主导。
与上述客位相对应的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功能主义代表Malinowski“移情式”的研究。此后主位方法逐渐为后学推崇，并长期指导田野民族志。20世纪60年代，胡德（Mantle Hood）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ology），胡德要求其学生学会演奏自己研究对象的音乐，增加局内人（insider）的体验。1964年Merriam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第一个模式。“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there is no real understanding of music ”。③Merriam对concept的关注即为其对主位观点之认可。Merria一生致力于将音乐与文化联系，将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化。他提出了音乐功能研究等十项内容，我们常将其归入民族音乐学的功能主义者。Merriam也将音乐功能研究视为客位研究，现今我们仍然在其基础上思考。
我们如果说马氏带来了科学时代，那么下一个时代就是对其反思。我们能完全成为局内人，感知“他们”的思维吗？Levi Strauss将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结构，其一生探索着这所谓的无意识、深层结构。布迪厄（Bourder1930-2002）将结构分为客观结构（场域）和身体化结构（惯习）。他认为研究者可以洞悉并建构客观结构，却很难习得当地人的惯习。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表示按照被研究者思维而思维之局限。⑤人类学已认识到了主位法之原罪。
所做的是“对理解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但学者观念不等于当事人观点，同时与无必要等同；对此格尔茨提出近经验（experience-near ）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前者用当事人概念来贴切的描述当地人的文化建构，后者用学术语言或研究者的思维写异文化。格尔茨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主位进行反思，将主客位并置。为田野表述开辟了新路径。
受解释人类学影响，Timothy Rice1987年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第二个模式。将民族音乐学模式加入了历史维度，我们不难看出客位法之上升。内特尔在对主客位问题也进行了阐述，一方面肯定主位的重要性，而又对真正局内存疑，并表示甘为局外人（outsider）。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到来。表述可以说是环肥燕瘦，各有千秋。主客位作为那些old conception仍然被我们重复。生与熟的转换，以及介于局内、局外的中间人。现今看来，研究对象从以往的他者有所转变，人类学家的梦想部落不复存在。全球化浩荡而来，文化多样性是否大势已去。在笔者看来，总会失去一些东西，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衡量是否本该如此。就个人情感，笔者仍然固执于原汁原味。即便世事变幻，笔者仍相信音乐持有者的观点（主位），同时笔者还有自己的理念（客位）。研究别人的音乐不承认别人的理解是种荒谬，没有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在这学习民族音乐学毫无意义。
民族音乐学主客位矛盾存在毋庸置疑。研究者变成局内人是种理想，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而民族音乐学家永远不会也不必成为“他们”。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一矛盾中寻找一种互动，在这动态过程中寻找最佳状态。理论的作用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现在我们仍然还在用进化、功能看一些音乐问题，故此只要能说明自身旨趣，一切均可为我所用。
本文从历史角度扼要介绍了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主客位认识。本文的书写实为笔力有限，难以把握这一问题，有些认识不够成熟，仅为一家之言。而文章之意义在于将个人认识与各位分享，以见教于方家。
注释：
①Boas.F.recent anthropology，science 1943年，第311-314页。
②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李培茱，高地译，1988年，第17页。
③Alan P. Merriam： anthropology of music，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年，第84页。
④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李康等译，1998年，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