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论李世民的人格特征
阿尔弗莱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开创了个体心理学。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这种自卑感，所以个体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即使努力没能改变他的处境，他仍然会设法摆脱它们，而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在这种追求优越与成功动机的驱使下，个人会运用自觉意志和一定的行为来掌握其自身命运。而每个人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追求优越的目标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不同，他们在生活中会不断地应用、沉淀这些独特的方式，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一套具有特色的行为方式，以此作为其对付环境的独特方式，即所谓的“生活风格” [1]。可见，一个人的生活风格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阿德勒认为，出生顺序和地位、童年期的经验在导致个体生活风格的差别性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2]。
运用这一理论对李世民这一典型人物个案进行探讨与解析，既是对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理论在经验层面上的印证，也能略窥政治背后深层而长久的人性。
李世民由于其童年时期的经验，位居李氏家族老二的出生顺序从而导致其独特的生活风格，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表现可以更好的印证阿德勒的出生顺序理论，也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人物的一种尝试。
一、李世民早年的经历与人格特征
1.李世民的童年经历造就的早期人格特征
李世民出生于关陇集团的显赫家世，“李氏昔在陇西，富在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3]。童年时期他较多受到母亲的教诲，与母亲感情极深，据记载武德年间，“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窦氏）早终，不得见上（李渊）有天下，或虚欠欷流涕”[4]。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中指出，由母亲抚养长大而父亲较少介入抚养的教育导致男孩或多或少会变得敏感多疑，性格中有其软弱与柔性的一面。豫章公主去世，他一日不换素服。晋阳公主去世时他也是一个月都没有心思好好吃饭，人瘦了一大圈。[5]可见他是一个重感情的帝王，但他却在政治中不断地经历流血牺牲与杀戮，在这样的成长与生存环境下不得不造就他矛盾纠结的心态，他的内心又怎能不悲伤和敏感多疑呢？
2.少年时代的李世民的生活风格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生活风格的差异主要受家庭环境，家庭气氛以及社会环境所影响。家庭环境指影响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事实，包括出生顺序，单亲、双亲家庭。家庭气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关系的性质。如追求优越时的主动或被动，建设性或破坏性等。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 精神条件的总和[6]。李氏祖辈为武将而尚武，家庭教育也是骑射征战。李世民少年时代不是彬彬有礼的文弱书生，而是强悍骁勇的贵族子弟，读书甚少，善于骑马，好弄弓矢;性格豪放，意志倔强。李世民也曾说：“朕小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7]。“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8]。武德年间，陈叔达曾说：“秦王世民且性刚烈”。[9]说明李世民的性格中又有其冲动暴躁与刚愎自用的一面，这是他身上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生活风格的体现。阿德勒说过：情绪的格调也象生活方式一样的固定。比方说，懦夫永远是懦夫，虽然他在和他柔弱的人相处时，可能显得傲慢自大，而在别人的护翼下时，也会表现得勇猛万分。他可能在门上加三个锁，用防盗器和警犬来保护自己，而坚称自己勇敢异常。没人能证实他的焦虑之感，可是他性格中的懦弱部分，却在他不厌其烦地保护自己中表露无遗。[10]。一个人正是感到自卑，才会千方百计的去寻求补偿，否则他就会得心理疾病，甚至失去生活的勇气。自卑感是个体的激励因素，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利，能导致人格的完善。[11]阿德勒的这种分析让我们看到外表强悍的李世民实际是在掩饰内心的脆弱，他性格中的刚烈与豪放是为了克服内心的自卑而不断地去追求优越的行为集合体的产物。
3.李世民早期人格特征的原因分析
李世民出生在武功，以后随父历经陇州、岐州、荥州、楼烦等地，十四岁左右来到了京师长安。迁居生活让李世民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但也让其缺少一种安全感，不断去适应新环境，不断调整自我，更容易让其产生敏感多疑、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不确定性的神经症症状。他年轻时，不拘小节。这与循礼蹈仪的封建贵族子弟不同的地方，本不合常度，但他却以此而自得。曾在他当皇帝时对大臣说李治过于仁弱，“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12]。史书称他年轻时“玄鉴深远”，虽有过美之辞，但也说明他在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显示其才华。按照阿德勒的说法一个人要克服自身内在的自卑感，他就会最大程度去追求成功与优越。追求优越是人的本性，是先天遗传的，是人追求的一种目标，它包含着完满的发展、成就、满足和自我实现，是一种对现实完美的寻求，是一种伟大的向上驱力，也是人的一般目的。[13]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有许多障碍这必然会进一步恶化李世民的情绪状况，使其性格中神经质的某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而神经质的主要表现是：情绪不稳定，易激动、烦恼、紧张，敏感多疑，想法不切合实际;责任心淡漠，对批评反应强烈，缺乏理智，以自我为中心;行为上常跟人冲突，倾向于恶意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富于叛逆性等。[14]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很难把这些特征在幼年时期的李世民身上一一印证，但从赵忠尧、袁英光的唐太宗传记述看，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李世民早期的人格有暴力倾向，爱以武力解决矛盾冲突，他从小习武，少读书;自负，经常嘲笑他人;读军书，与其父经常争论兵法，好发表高论表现自我，等等。因此，我们认为李世民幼年时有轻度的神经质。 ？除了无从考查的遗传因素外，李世民的神经质与其母亲的早逝和早年的基本需要受挫有关。如果儿童在童年时期经历了家中成人的突然故去，会让孩子受到很大的精神创伤，如果心灵的创伤没有进行相关的心理危机干预的话，会导致儿童心理上的严重失衡。[15]母亲的突然离去，使李世民早年就失去了安全感。有研究表明，儿童眼中的世界是需要一个可以预料的世界[16]。母亲的死亡让一个儿童很难接受，心理的阴影挥之不去。心理受挫就容易导致儿童发生侵犯性攻击行为，这是人的基本心理需要受到挫折或无力满足的一种反映。[17]而一个人缺乏安全感则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一种是为了避免冲突，不断退缩以免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另一种是采用暴力，用极端的方式使一切处于可控之中。李世民属于后者。
最后李世民的神经质可能是溺爱造成的。如果一个人的家人过于保护、关爱、甚至宠爱他的孩子的话，孩子会觉得他的需要很容易就得到满足，就会造成他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和爱心、责任心淡漠。从上述文献中我们知道李世民从小就很聪慧，招人喜爱，家人对他的娇宠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中排行老二，也让他享受到了比兄长更多的关怀;由于母爱的缺失，家人会加倍地关爱孩子，使李世民得到的爱超出了正常的范围。高玉祥先生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对孩子太过溺爱，就会养成孩子任性、放肆、幼稚、神经质等人格特征。[18]李世民人格退化后的残暴、毫无爱心大概与此有关。
二、李世民青年时期尊重需要受挫与出生顺序效应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必然性
在阿德勒看来，次子从他出生之时起，他便和另一个孩子分享父母的关怀，因此他比长子容易和别人合作。他一般会努力寻求自己的重要位置，让他们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与长子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反。在他的童年期间，始终都有一个竞争者存在。在他前面，有一个年龄和发展都遥遥领先的哥哥，他必须使出混身解数，设法迎头赶上，以争取父母长辈的称许，这造成了次子通常都比长子有才能，且有可能更成功。如果长子在某方面表现优越，那他会发展另一方面的才华来抗衡，而在立场上，次子通常是与长子相反的。通常，次子们时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中，会发展一种变革的态度，认为可以向任何权威进行挑战，他们有强烈的野心，采取凌厉而积极进取的方式，嫉妒、反抗并试图压制兄弟。
李世民比哥哥李建成小十岁，从小他就对比他年长、能力等方面发展都比他强的哥哥有种望尘莫及的感觉，他暗地里将哥哥作为一个竞争者来比赛。随着李世民年龄的增长，在屡建战功过程中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青年统帅，在追求优越的心理驱使下，在与哥哥的竞争中，他对王权的占有欲日益膨胀，而兄长的嫡长子身份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于是对储君之位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从这种出生顺序的理论中我们发现李世民位居老二的家庭地位使其生活风格中，充满了“勇于有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以及目光长远，坚毅果决的人格特征。正是这种出生顺序导致了他特殊的生活经验，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使他能够在玄武门之变这一整个事件中转劣势为优势，最后顺利夺取王位。他这种次子的出生顺序使他不安于现状，追求优越的生活风格，贯穿于玄武门之变的始终，也正是这种生活风格促使他在玄武门之变中获得成功而李建成却失败了。当然，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中却体现了李世民独特的生活风格。
三、李世民晚年时期人格退化及其影响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自卑感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而是会愈积愈多，因为造成自卑感的情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而他所采用的自欺手法带给他的却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果他对这类盘旋不去的问题觉得应付乏力，他可能会变成独裁的暴君，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原封未动。[19]这将在他们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着。从这个层面我们将不难理解李世民晚年生活中人格退化的根源之所在了。
1.从政治上的变化看其人格退化
唐太宗对大臣虚心纳谏，是为了防止自己“骄矜”，常常自我抑制。但自卑的情结存在，压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作为封建帝王，不可能放弃对臣下的驾驭和控制。他一方面对大臣委于重任，表现很亲近，另一方面却利用酷吏去监视大臣。这点在其晚年有段时间发展很严重。他对大臣的疑忌之心越来越重，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准备亲征辽东，当时已退休的尉迟敬德劝太宗说：“陛下亲自出征，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杨玄感之变。”太宗不但不听，反而害怕他有异心，命他披甲上阵，随自己出征。[20]可见其多疑敏感之严重程度，说明其神经症已经很严重了。而其晚年首开私观国史实录的恶例，此后唐代帝王纷纷效法，这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最为后世诟病。其实究其原因还在于他对于年青时代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记录的基调很在乎，因为他杀戮兄长，诛杀亲弟逼迫父亲夺得皇位，违背了封建礼法。这成为他精神上最沉重的负担，终究不能安定释怀这件事。所以贞观十六年、十七年两次要求观史，还只对玄武门事变发表了意见。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后人对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很难定性。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他特有的生活风格：自负、多疑、焦虑。
2.从追求长生不老等生活细节看其人格退化
晚年的他不仅求长生不老，服用方土炼制的“金石”之药，希图长寿，而且在生活方面也追求奢华享受，一改过去节俭作风。贞观十一年太宗进驻显仁宫，因为官员没有满足其享用之物而怪罪、降职官员[21]。晚年，太宗还纵容其子奢侈浪费。贞观十六年， 下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 所司勿为限制”[22]他这种自卑情结所表现出的生活风格的缺陷体现在用生活上的浮华奢靡、浪费无度，来满足他的私欲与不自信。
后来太宗自我反省： “吾居位已来， 不善多矣， 锦绣珠玉不绝于前， 宫室台榭屡有兴作， 犬马鹰隼无远不致， 行游四方， 供顿烦劳， 此皆吾之深过， 勿以为是而法之[23]。可以看出其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神经症特征已经暴露无遗。 在性方面，晚年的唐太宗也贪恋女色。贞观十一年， “故荆州都督武士?ε?， 年十四， 上闻其美， 召入后宫， 为才人”[24]。此即后来的武则天， 高宗以后政局的动荡， 始起于此。此外， 贞观十七年，侯君集获罪，太宗“籍没其家， 得二美人， 自幼饮人乳而不食”[25]。
四、结 语
当然，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功大于过，是一位对历史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物。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评论唐太宗：“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 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 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 复立浮图， 好大喜功， 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 常责备于贤者， 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 莫不叹息于斯焉”[26]。
笔者仅想尝试基于阿德勒的生活风格理论，李世民的出生顺序所具有的独特经验而形成的生活风格，探讨李世民身上的人格特征，企图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历史事件和了解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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