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道德论”抑或“工具论”
一、 引言
本文运用2009年～2012年共762个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从最终控制人视角定义股权性质后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具有更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假说。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论主要可归纳为两种：道德论和工具论。道德论认为企业必须在道德准则的要求下从事“道德正确且有益社会的事”，管理层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使命。盈余管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管理层如果是在伦理道德驱使下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在经营决策时考虑盈余操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减少盈余操纵，为决策者提供透明可靠的财务信息（Kim et al.， 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社会责任差的公司相比，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可预测性盈利，更加持续平稳的收入。在国内，朱松（2011）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判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时，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那些表现越好的企业，会有越高的市场评价，以及越高的盈余质量。吉利等（2014）、黄艺翔和姚铮（2015）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因此，如果管理层出于道德意识履行社会责任，其将会有更少的盈余操纵行为。
工具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创造财富，掩盖或粉饰企业诸如盈余操纵等不当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即管理者一边通过盈余操纵对业绩进行调整，一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监督公司的盈余管理转移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Kotchen和Moon（2011）也指出，企业意图通过社会责任来消除其不负责任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众多基于工具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会利用社会责任来转移公众对其不当行为的关注。Petrovits（2006）研究认为，那些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以达到盈余阈值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随后，Prior 等（2008）以2002年～2004年来自26个国家的593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管理者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是为了掩饰操纵盈余的行为。针对国内企业，彭韶兵（2013）指出，企业会同时做着符合公众利益的好事和损害社会福利的坏事，他们并非真正有社会责任感，更多是通过做好事来对冲其所干坏事，以抵消或减轻坏事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敏等（2014）也发现，企业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管理层会基于私利动机，利用社会责任来掩盖其盈余操纵行为。因此，如果企业基于利己主义的工具理论出发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1：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H2：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2009年～2013年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行业观测值不足15的行业，剔除金融类、ST和PT 样本，以及净资产为负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得到762个观测值。此外，文章在上下各1%的水平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社会责任数据取自润灵环球（RKS），其他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DAit=a0+a1CSRit+a2RAMit+a3ROAit+a4GROWTHit+a5LEVit+a6SIZE+a7MGT+a8BIG4+？撞Year+？撞Industry+？着it（1）
RAMit=b0+b1CSRit+b2DAit+b3ROAit+b4GROWTHit+b5LEVit+b6SIZE+b7MGT+b8BIG4+？撞Year+？撞Industry+？啄it（2）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并分别从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AM）两方面来加以测量。关于应计盈余管理（DA），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本文亦采用该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的绝对值来估计DA，若DA的值为正，值越大表明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强，反之亦然。关于真实盈余管理（RAM），本文主要基于Roychowdhury（2006）和李增福等（2011）的研究，分别计算出企业的生产操控程度（PROD）、销售操控程度（CFO）和费用操控程度（DISEXP），然后用PROD减去CFO和EXP，即得到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AM），该值越大意味着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本文采用润灵环球（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打分结果来衡量。RKS在两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指南（GRI3. 0和Sustain Ability）的基础上，研发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MCT），以整体性、技术性及内容性三个指标为出发点，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由于RKS数据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可获得的特点，其已被学者广泛认同并应用于相关研究（吉利等，2014）。 另外，根据已有研究（Prior et al.，2008；Kim et al.，2012），本文加入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当年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公司成长性（GROWTH，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LEV，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管理层持股数除以总股数）和事务所类型（BIG4，虚拟变量，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Kim等（2012）和李增福等（2011）认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存在相互替代性，本文还在模型（1）中将真实盈余管理（RAM）作为影响应计盈余管理（DA）的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将应计盈余管理（DA）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AM）的控制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来看，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平均值为0.083 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64 0。真实盈余管理变量中，销售操控的均值为0.020 1，最小值为-0.170 0，最大值为0.604 0；生产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20 9和-0.270 0，均值为-0.001 1；费用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08 7和-0.036 0，均值为0；真实盈余管理总指标的均值为0.012 2，最小值为-0.586 0，最大值为0.731 5，说明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为31.253 0，最大值为78.710 0，最小值为13.764 4，中位数为29.890 0，标准差为11.020 0，表明半数以上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不同企业间差异较大。其他变量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极端值。
2.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相关的检验结果。在与应计盈余管理（DA）、真实盈余管理（RAM）的回归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社会责任得分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这与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这也意味着存在盈余操纵的企业，倾向于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塑造一种企业遵纪守法、积极负责的良好公民形象，从而转移公众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证实二者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外，资产报酬率（ROA）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回报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活动；企业成长性（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低；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负债率高的公司可能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事务所类型（BIG4）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
3. 稳健性检验。首先，鉴于润灵环球主要是基于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侧重评价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然而，一些企业可能不恰当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运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后发现，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为了尽可能减轻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变化模型来进行检验，即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减去上年值得到变化值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仍显著正相关。限于篇幅，以上实证结果均未予报告。
4. 拓展性检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从股权性质来看，就国有企业而言，其被认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建君，2013）。并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朱敏等，2014）。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性质是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管理者不仅面临提升经营业绩的压力，而且其往往就是公司大股东，分享企业剩余利润，他们有动机通过一切手段去追逐高额利润。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高管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据此，本文预期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在分别检验了国有样本和民营样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在民营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和应计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国有样本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并不显著相关。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民营企业由于政治关联度和政策支持度相对较低，管理层在做决策时更可能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出于政府压力或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其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篇幅所限，该实证结果亦未予报告。
五、 结论
本文运用润灵环球2009年～2012年的社会主责任报告评级数据，从盈余管理视角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很高。进一步划分股权性质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这说明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基于工具动机承担社会责任。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战略性地运用社会责任工具，掩饰或转移公众对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关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认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差异。同时，这也对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规范性和完整性方面的引导和监督，强调和重视负面信息的披露；政府应尽快开展社会责任审计，督促企业真正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使命、战略和文化中；专业机构在评价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时，不应仅仅关注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还应收集隐见于企业年报、媒体报道等渠道的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综合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最终共同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