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国际贸易溢出效应研究
一、引言
当今全球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一系列金融动荡后，技术与研发升级问题成为城中热话，但是自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一国的R&D开发不再是本国问题，国外先进的技术也通过间接途径在潜移默化发挥着作用，要想成为世界强国，不仅要在自身有利资源的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还要继续吸收他国值得借鉴的经验，努力全面、深入、系统的自我完善、升级。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研究我国如何通过FDI与进口渠道渗透技术外溢，并且加入人力资本异质性衡量外溢效果。
二、文献综述
基于Coe和Helpman（1995）的国际R&D溢出回归分析框架，此后的大量文献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的框架之上而不断扩展和丰富的。Lumenga-Neso，Olarreaga和Schiff（2001）在计算外国资本存量事考虑了“间接”贸易的R&D溢出效应，即两个国家之间即使不存在相互贸易的情况，只要他们分别与第三国进行贸易，这两个国家也可能从对方获得技术溢出。Schiff，Wang，和Olarreaga （2002）运用发展中国家产业层次的数据也证实了“间接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的显著性。另外Schiff和Wang（2004）曾在CH模型基础上加入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相关变量，并得到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结论：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提高可以直接导致TFP水平的提高；在R&D密集型产业，教育和政府管制还通过与国外技术溢出的相互作用提升TFP；因而对贸易、教育和政府管制政策的通盘考虑会对TFP的增长带来更大的影响。国内方面，赖明勇、张新等（2005）利用1996―2002年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数据，考察了分别以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衡量的技术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比较了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种渠道的技术溢出效果。赵伟、汪全立（2006）通过在基本模型中添加度量吸收能力的交叉项，考虑吸收能力之后交叉项系数为正。对我国技术进步有积极作用，而单独的国外技术溢出变量系数为负，不利于我国技术进步。申嫦娥（2009）和韩峰、隋杨（2011）分别就亚太发达经济和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做出了实证分析。
就现有文献来看，有学者着重完善国外R&D存量的算法，有将样本扩展到行业和企业数据，有加入多个控制变量来完善对回归方程的精度，鲜有侧重单独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对该模型的影响，所以笔者借此研究人力资本对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三、基本模型简介与评价指标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力资本对国际贸易溢出的效果，所以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简便性，选取OECD诸国的全部GDP作为整体取值，以我国每年从OECD国的所有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作为分子，而OECD国的研发存量基本同国内研发存量的计算方法，研发支出可以根据OECD官方数据统计得出。
（二）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全要素生产率。
1资本存量：可使用目前广泛使用的测算方法――戈登史密斯（1951）
2基年资本存量：由于相关数据不完整以及测量方法的差异，我国并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资产普查与基本存量，所以这里又需要用到折旧―贴现法（Hall and Jones 1999）。本文鉴于其他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以1991年为基年。
（三）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同样采取永续盘存法。
（四）国外资本存量
（五）人力资本
通常文献都是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我国的教育一向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更是巨大，不光是存量的差距，还是质量的差距。所以在通过FDI或者贸易渠道吸收国外技术也要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问题，毕竟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对于技术、知识的获取能力不同，此处通过引入教育加权变异系数测量我国人力资本异质性特征，代入到CH模型中，检测是否会对全生产要素产生直接影响。
1人力资本质量（HC）
2人力资本异质系数（RDHC）
本文通过计算教育加权变异系数来衡量我国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以指数大小代表着实际情况偏离均等时的程度，其值越大，不平等程度越高，反之依然。
四、实证结果以及分析
方程下面括号里的值分别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且均在5% 的水平上显著。F统计量也在1% 的水平上显著；调整的R2 为095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另外DW的值充分说明该方程也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实证结果表明：
1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自贸易渠道，且显著为负这与李小平、朱钟棣（2004）的结论类似，即我国可能存在着门槛效应，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进口对促进一国的技术水平反而会削弱。
2人力资本异质性无疑会对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其中异质性FDI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加上异质性指数的大小与受教育不平等程度成正比的关系，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差异越大，通过FDI途径吸收的国外R&D的能力越强，这可能与一般共识相反。笔者分析，这可能与外商多行业投资有关，技术溢出跳脱出知识、创新领域的概念，例如工厂里的熟练技能，它们的吸收并非与仅仅与人力资本成正比，这些领域反而需要较少的理论学习，更需要的是较多的实践能力。但是基于上述异质性的分析，并未区分这部分的差异。 3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国内研发的交互项系数却为负。表明人力资本的结构越不平衡，对技术水平的作用只会削弱，这再次证明了教育水平不得一概而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肯定要大于仅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力资本。
4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质量因素X5，以及X5与其他各要素（国内研发、国外研发）的交互项，发现均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对于我国TFP没有直接作用，当然也有可能是它与异质性的相关性而导致方程的多重共线性，引致结论不是很客观。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进口贸易近年来大幅上升，虽然实证显示其受到人力资本异质性和质量的影响，但是它单独对TFP的作用有目共睹，即并未带来较好的技术溢出效应， 说明我国的进口贸易可能存在“负的门槛效应”：增进口量增速太快导致技术的吸收能力滞后，抑或是进口产品的方向选择需要重新评估，并不是进口越多越好，技术先进性有待提高；其次，就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一方面会对贸易的技术溢出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技术溢出的吸收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继续加大教育投资可以加快我国技术水平的进步；目前我国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名符其实的高等教育，而非只为一纸文凭的伪教，所以从异质性角度，长期来看，名义上的差异少了，实际的教育差异并未改善，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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