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玛“后方法”语言教学的三个参数解读
受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Stern， Pennycook， Brown， Freeman， Kumaravadivelu等西方学者在对百年来外语教学法作了研究和反思后，提出了后方法语言教学思想。其中，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应用语言学教授库玛（Kumaravadivelu，B.）可谓后方法语言教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早在1994年他就首次提出了“后方法”的概念，[1] 之后，在2003年的Beyond Methods：Macrostrategies for Language Teaching和2006年的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两部专著以及2001年发表的论文“Toward a Postmethod Pedagogy”、2006年的综述文章“TESOL Methods： Changing Tracks， Challenging Trends”中，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库玛把方法时代的语言教学方法归纳为三大类别：以语言为中心的（language-centered）、以学生为中心的（learner-centered）和以学习为中心的（learning-centered）。在分别论述了它们的理论原则和操作程序，并做了评判之后，指出了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后方法的3个教学参数：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能性。[2] 它们在一种协同关系中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交互作用，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
一、特定性（particularity）参数
特定性参数是后教学法最重要的方面，其蕴意是“一个特定的教师群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一个特定的体制中，教授一个追求一组特定的目标的特定的学生群体”。因此，特定性参数所排斥的正是教学法赖以奠基的理念，即，存在着通过一组教学原则和程序就可以实现一组教学目的和目标的可能性。其核心是，一种有意义的教学法不能不建立在对特定情景的全面理解上，也不能不在对这些特定情景的总体改善上得到改进。这与解释学的“情景理解”观不谋而合。
特定性参数强调本土需求和实践经历，忽视这一点，任何教学法终将会是对影响到的人群的一种干扰，威胁到他们的信念体系，结果终将产生抵制情绪，教学就不可能开展下去。
库玛列举了来自南非、巴基斯坦、新加坡和印度的研究案例，呈现了不符合本土语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上的特定性的主流教学法的典型案例。他指出，情景敏感的语言教育只能从特定性的实践中产生，它涉及对当地教学条件的深刻认识，这些教学条件是政策制定者和行业管理人员在编制有效的教学日程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从业教师，无论个人或集体。他们观察自身的教学行为，评估教学结果，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在实践中去验证，以重新审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从这个意义上看，特定性是蕴含于实践性中的，没有实践性就无法实现和理解特定性。所以，特定性参数是与实践性参数相结合的。
二、实践性（practicality）参数
实践性参数广义上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狭义上指教师调控自己教学效果的技巧。库玛首先指出了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家的角色与教师角色二分法的危害。二分法表现为教育学家在专业理论（指一般由专家创生、从高等院校传播开来的理论）与个人理论（指由教师通过在工作中解读和应用专业理论于实践情景中而开发出来的理论）之间设置区分。正是这种对理论家的理论与教师的理论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行动研究的重视。有学者明确指出：“行动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改进实践，而不是创造知识。”[3] 建议教师们在课堂上做行动研究，去验证、解读、判断专家所提出的专业理论有用与否使教师对研究的理解非常狭隘，因为这给教师的自概念化和教学法知识的自我建构没有留下多少余地。
实践性参数超越了理论与实践、理论家的理论与教师的理论这种二分法所固有的缺陷。如果情景敏感的教学法知识不能不来自于教师及其日常的教学实践，就应当允许他们将实践理论化，将理论付诸实践。教师不再被视为应用理论的人，而是将实践理论化的人。然而，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通过简单地要求教师们将他人提出的专业理论付诸实践，只有通过帮助他们开发构建他们自己的情景敏感的实践性理论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自主性才能实现。
实践性理论，按照Van Manen的说法，[4] 产生于行知结合，或更准确地说，三思而后行且行而知之――这是其所谓的“教学反思”的结晶。在从实践中获取理论的语境中，教学反思哺育了教师的反思，同时教师的反思反哺了教学反思。Freeman将这种反思称之为“探究取向的教师研究”，并定义为“一种对课堂上所发生的一切的热衷状态，这种状态驱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探究”视为某种“既包括产生这种热衷的态度，也包括用这种态度对待行动的力量和活动”的东西，这种东西能确保教师们认识、确定问题，分析、评价信息，考虑、评估取舍，然后选择最佳的可行性方案以资进一步评判。[5]
实践性参数的焦点是教师的反思和行动，也是建立在教师的洞察力和直觉的基础上的。通过先前的和当前的教学经历，教师获得了如何成就优秀的教学的不可言表，也难以言表的认识，即所谓的“模糊认识”[6] 或“意义构建”。[7]
专业准备、个人信念、体制限制、学生的期望值、评价手段等其他因素的内容和性质造成了竞争性的动力和压力，教师在长期的学会应对的过程中，其意义构建日趋成熟。教师的意义构建这种貌似本能的、习性的性质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它的形成和重构离不开掌控课堂生态系统的教学法因素，也离不开来自校外的更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性参数变成了可能性参数。 三、可能性（possibility）参数
可能性参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的教育哲学。他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立场是，教育，包括任何教育都是与权力和控制密切联系的，其目的是创造和维持社会不公。该学派强调承认和突出学生和教师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鼓励他们质疑他们所屈从的现状。该学派也强调开发理论、知识形态和引入与人们教育背景的经历相协作的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参与者所带入教育环境中的自身的经历，不仅仅是由他们在课堂上的经历造就而成，而是由更宽泛的他们生长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造就而成。这些经历有可能以政策制定者、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制者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着课堂目标和活动。例如，在饱受内战之苦的斯里兰卡，泰米尔学英语的学生是这样对作为代表西方的英语语言文化展开抵制的：他们受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驱使，乱用英语，按照自己的抱负、需求和价值观，用自己的说话习惯使用英语；通过在页边作注、涂画，他们实际上是在重构、另解、改写由英美作者编写的英语教科书。学生们的这种抵制表明了他们以策略性的方式对语篇进行协商，揭示了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社会，人类具有创造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活力。[8]
可能性参数也关涉语言观念形态和学生身份认同。与其他类别的教育相比，语言教育更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不断寻求主体性和自我认同的挑战和机遇。因为，语言是一个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可能的社会政治后果被定义和争夺的场所，但也是我们的自我感，即我们的主体性被构建的地方。[9] 这甚至对二（外）语教育更贴切，因为二（外）语教育能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种由历史和社会构建起来的学习者身份影响着他们在课堂上所处的从属地位，也影响着他们与语言教师所处的关系。”[10] 在持这种至关重要的态度来对待其他语言使用者学习英语的时候，学者们提出了拓展课堂教学目标和活动的性质和范围的新途径。如，参与性教学能够在彼此受益的集体项目中将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联合起来；如，即使在系统地教授像语音、语法这样的语言项目时，也可以有益地利用批判性实践和社会发展价值；又如，运用将语言文本和社会政治情景以及学术内容和大社会联系起来的方法和手段以图把课堂输入和互动转化为有效的改造手段。
另外，语言教师几乎不可能忽视影响课堂身份构建的社会文化现实，也不可能将学生的语言需求与社会需求割裂开来。只要他们“达成了对塑造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现实和他们具有改造这种现实的能力二者的深层次意识”，他们就能够调和这些看似对抗的力量。这种深层次意识具有改造教师自身生活的内在品质。“大家一起共事时，探讨过作为教师在教师教育者的从业实践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的办法，也和孩子们在课堂上探讨过。既然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看到了可能性，我们也会逐渐地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性。”[11]
总之，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能性3个教学参数构成了后方法教学的概念基础，在第二语言教与学的各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