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动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global scope can be described in an endless stream，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s also grow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enterpri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alyzes the causes of M & A， and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wo time periods from 2002 to 2008 and 2008 to the present. At last， the author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Key word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 motivation
一、引言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曾指出：美国几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是简单仅靠内部积累成长起来的，所有大企业都经历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并购成长过程[3][1]。在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他们往往通过并购来占领更大市场份额、整合资源、提升自身竞争力。
随着新一轮并购浪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混合多元并购和大规模跨国并购方兴未艾。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企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的跨国并购，“以弱并强”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如：吉利并购沃尔沃、四川汉龙收购Sundance Resources等。这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绝佳的契机，更是在全球化趋势中把握主动竞争地位的绝佳机遇。
二、企业并购动因
（一）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一般动因的理论研究总结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研究企业并购的理论很多，多数学者均认为并购是多种动因综合推动、动态平衡的结果。西方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规模经济理论、多元化经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2]。
（二）当代跨国并购动因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WTO，紧接着2003年全球掀起第6次并购浪潮，我国公司海外并购蓬勃发展，一些学者结合案例研究总结出了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动因。归纳总结之后，窃以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按照时间段可划分为分为2002年-2008年以及2008年至今，在这两个个时间段的并购动因是有所差异的。
1.2002至2008年的并购动因
由于外国学者的理论发展已在20世纪90年代趋于成熟，所以在此主要介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2002年-2008年，由于并购数量稀少，缺乏案例，文献也相应较少，中国学者在这一段时间中主要沿袭西方理论对我国企业并购的动因进行总结，但总结相对松散，鲜有高论，属于幼稚的探索时期。如：叶勤（2002），刘磊（2004）着重指出实现借壳上市是企业并购动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兆吉（2002）的观点是许多企业并购的原因其实是掺杂政府的意志，而并非出于真正的市场原因；由于我国刚刚进入WTO，他认为我国企业并购的动机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较低层次，并购追逐小利，距离并购的最高层次归核化并购（围绕核心竞争力进行相关并购）还有很远的距离。谢亚涛（2003）将中国企业并购的直接动因可以归结为：完全由政府推动下的并购、扩大市场份额、获取资源、获取更多市场机会以及合法避税的需要[4]。刘磊（2004）提到企业由于战略的不同，并购的动因相应出现差异，并认为企业并购的直接动因其一是包括最大化现有股东持有股权的市场价值；其二是最大化现有管理者的财富。实现这两个目的的一般动因在于获取战略机会、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共享经验实现互补、实现借壳上市、降低进入新行业和市场的障碍；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财务动因归纳包括：避税因素、筹资因素、投机因素、企业增值因素。艾青，向正军（2004）依据西方学者的理论将并购动因归纳为五点：价值低估理论、财务协同理论、资产组合理论、市场势力理论、效率理论（并购其他企业从而实现“管理的溢出”产生“1+1>2”的效益）；他们认为并购活动是企业内因外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并购是市场竞争的最高形式，企业并购的最根本动因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杨晓嘉和陈收（2005）站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运用多目标优化理论，将并购动机归结为促进融资功能；维护信誉；争取领导宠信稳固个人地位的动机；改善竞争优势；分散风险维护投资安全；规模经济等。
2.2008年至今的并购动因
这一时期明显体现出两个最主要的新的并购动因――主要都和当前经济的大环境有关。从国际方面来讲，欧美国家依然未能挣脱经济危机的泥沼，企业经营困难、资产大幅缩水，因而需要我国公司并购摆脱困境，实现技术产能转化升级；从我国国内来看，由于我国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可是过多地消耗了本国资源，因而要“走出去”与外国公司合作获取其他国家战略性资源。 2008年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逐年攀升，并购总额在世界跨国并购总额中显得尤其耀眼，体现出诸多新动因。董庆辉（2010），杨洁、高丽红（2011），杨波、魏馨（2013），李志斌（2013），周君明（2014），徐传谌（2015），张文佳（2015）均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主要包括获取战略性自然资源（石油、铁、铝），获取先进研发技术，获取优质资产和品牌，拓展海外市场这几个动因。而董庆辉（2010）、周君明（2014）、徐传谌（2015）从经济意义层面进行分析认为金融危机使外国经济持续走软，企业经营困难、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并购不但可以解决被并购企业的燃眉之急，也可以节省我国企业的收购成本，是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绝佳时机，收双赢之效。但杨洁、高丽红（2011）着重强调规避贸易壁垒这一动因，我国企业通过并购国外当地企业，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原产地规则，取之于当地，销之于当地，就可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从而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实现达到开辟新市场的目的[5]。相应的杨波、魏馨（2013）结合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提出两个的观点：从币值上来看，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使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实际成本下降，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资金基础；从政策方面看，我国政府为了更合理地使用日益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放松了外汇管制，并积极支持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因此使得企业海外并购政策环境日趋宽松。崔瑾（2011）将企业并购的动机按一般动因和政府动因分为两类，他依然持传统观点认为有一般动因包括：发挥协同效应，提高竞争优势；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获取避税优势，降低成本；买壳上市；购买被低估的资产，转卖获利益；以多元化发展的方式，以降低风险等几个动因。苏敬勤?p陈静（2012）从东西方的并购动机对比入手得出了中国企业强调获取外部知识产权、管理经验、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等资源。程达军（2013）则另辟蹊径对海外并购中的民族主义动机做了重点分析，并深刻阐述了其严重性。并购完成之后，民族主义依然可能对并购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致使企业退出当地的市场。胡宏雁（2014）则在诸位学者的基础上指出探索当前的新动因：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跨国并购动因。
三、结论
综上，企业并购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既是企业通过并购实现扩张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已对企业并购行为开展了研究，在80、90年代相关理论已较为成熟，国内学者基本是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作者总结动因研究文献发现：国内文献刊登期刊绝大部分都是非核心期刊，只有4.39%左右的文献出自核心期刊，而由CSSCI收录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一方面说明这一研究方向缺乏高质量的文献，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目前国内学者和期刊对这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略显不够；在研究方法上，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运用了规范研究的方法，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近年来，案例分析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已为多数学者所采用，使得文献更具说服力。综述形式的研究也仅仅对并购动因进行了比较松散的总结，多数文章缺乏层次感。
同时，作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并购动因的文献，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跨国并购的动因是变化的、动态的，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并购对象，不同的跨国公司并购行为的动因也不尽相同。第二，跨国并购是多动因共同推动的结果，目前还没有一个单独的理论可以完全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并购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要适时适度地把握好整合的进度；了解当时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做好相应的公关工作；加强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的沟通和交流，减少双方差异所带来的摩擦，有利于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并购，实现协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