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综述与启示
一、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世界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分析的重要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要求。这意味着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已成为国家级的战略任务。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和负债，是国家总资产和总负债的一部分，养老金债务也是国家所面临的一项中长期风险。因此，对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2001年起瑞典养老金中心（Swedish Pensions Agency）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报告中开创性地引入了资产负债表，采用复式记账法从存量角度评估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与负债水平，不仅增加了制度财务的透明性，也为制度财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两层次模式，社会统筹层次采取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层次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省份也采取了名义记账模式。在社会养老保险财务管理和风险预警方面，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定期的财务报告制度，从而很难看清制度的财务状况、偿付能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政府必须重视制度的偿付能力和可持续性评估，重视从存量角度衡量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与负债。
虽然目前从官方层面建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负债表存在困难，但掌握前沿理论和技术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鉴于此，本文对构建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作了全面回顾，以期为更好地理解资产和负债构成、资产和负债评估中的技术难点等问题提供参考，为探索适用于我国制度的编制方法奠定基础。
二、 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起源与发展
资产负债表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应用，始于瑞典首席经济学家Settergren Ole（2001-2005）的相关研究成果。Settergren（2001）介绍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原理，为以后其他学者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Settergren（2003，2004）指出与基于单式记账法的现金流量预测方法相比，由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语言已被广大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人员和有关参保者所熟知，因此在复式记账法原理下建立的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系统财务可持续性和偿付能力方面具有优势；Jackson（2004）阐述了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建立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能够从存量角度展示每年计划的支付缺口情况，体现未来世代的财务负担逐年变化情况，其评估结果比现金流量方法更客观，更能为政策制定者和参保者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Settergren（2005）论述了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建立的理论基础，构建了稳态时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系统缴费资产的计算公式，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公式无法在实践中直接应用。
对于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集中于瑞典NDC计划的历年财务报告（Social Pension Agency，2001-2014）中，这14份报告不但编制了瑞典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提供了资产负债表每个科目的定义和实际的测算公式，是Settergren（2005）理论研究的直接应用。此外，Settergren（2009）展示了瑞典从2002年到2008年NDC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分析了历年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情况与变化原因。Settergren（2012）系统论证了采用类似于基金积累制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来评估瑞典NDC计划财务状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驳了现实中对瑞典资产评估理论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对于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的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开始于Boado-Penas（2007，2008），其在Settergren（2005）的基础上建立了稳态离散时间下现收现付待遇确定型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资产计算公式。Vidal-Meliá（2009）基于对西班牙公共养老金体系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引入了自动平衡机制。Boado-Penas（2010）认为瑞典资产负债比率模型和美国长期精算平衡模型是当前世界上各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财务状况的两种重要的模型，并从方法论、精算原理和结果角度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Boado-Penas（2010）指出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表以及自动平衡机制是提高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公平性、透明度和偿付能力的三种有效方法，瑞典是世界上唯一将三种方法同时应用于养老金系统财务管理中的国家，其实践经验值得各国借鉴。Vidal-Meliá（2011，2013a）基于公式推导，概括了缴费周转期的性质，加深了对缴费资产方法的理解。
2012年国际精算协会（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提出了社会保险计划财务评估的精算实务标准，该标准明确指出构建公共养老金计划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受养老金制度融资模式的制约。Billig（2013）以加拿大公共养老金计划为例，阐述了不同融资方式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应如何选取建立资产负债表的方法。
国内涉及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多是对瑞典NDC计划缴费资产概念、负债概念、养老金计划的精算要素、资产负债模型的简单介绍和评析。房连泉（2008）基于对瑞典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以及平衡率概念的描述，阐述了自动平衡机制的运行机理。杨植强等（2011）简述了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计划的缴费和领取环节的指数化规则、年金除数、偿付能力比率、平衡指数、自动平衡机制、继承所得等精算要素的概念，不足之处在于对缴费周转期概念理解上存在错误。王晓军（2012）对瑞典的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模型进行了描述，评述了其与美国社会保障长期精算平衡模型的异同，提出了对建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偿付能力评估系统的相关启示。马骏（2012）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运用与资产负债表概念相关的方法和模型对养老金缺口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俞惠君（2012）利用经济数理模型理论，构建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并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实证分析。 王述珍与王晓军（2013）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以瑞典为例，阐述了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方面的重要价值，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建立提供了合理化建议。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系统分析了计算公共养老金制度支付缺口的现金流量折现法与瑞典资产负债表法的差异和等价条件，为后续采用资产负债表这种存量方法研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综上所述，在国外，关于现收现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已经从理论探讨发展到了实际应用，成为了政府部门构建并定期对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状况做出评估的重要方法。但是，国内学者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
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始于Lee（1994），文中将其定义为转移资产（Transfer Asset）。Settergren（2004）指出由于现收现付制下当期参保职工的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因此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下与负债相对应的缴费资产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在评估上存在复杂性。Dorfman（2013）指出评估未来缴费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和隐性资产法。
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利用缴费周转期乘以年度缴费收入进行计算，其中缴费周转期是测算的关键，其研究成果包括Arthur和McNicoll（1978），Lee（1994），Devesa （2000，2002），以及Settergren的相关文献。在特定条件下，周转期可直观理解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加权平均年龄与缴费者加权平均年龄的差值。
隐性资产的概念源于Valdés-Prieto（2002）的研究，是指当前和未来所有缴费者在未来无限期内缴费现值与养老金现值之差。Valdés-Prieto（2005）指出隐性资产概念的引入为编制非积累制计划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可行性，并基于隐性资产的评估方法，提出将现收现付制计划的资产证券化的建议，用以应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所面临的支付危机。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为分析不同世代间养老金计划的公平性、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提出了“隐性税收（Implicit Tax）”、“准资产（Quasi Asset）”、“现收现付资产（PAYG asset）”等概念，它们的含义与隐性资产基本一致。Sinn（2000）指出隐性税收是为获取未来相同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比基金积累制需要多缴纳的缴费或税收，并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证明了纯现收现付制计划的第一批待遇领取者的收益现值等于未来参保者缴纳的隐含税收的现值。Fenge（2004）利用隐性税收比率指标分析了非积累制公共养老金计划代际间的公平性。
Jackson（2004）提出了“准资产”的概念，并将计划的“准资产”和结余基金作为资产科目，将对当前工作者和退休者的应计负债作为负债科目，构建了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Robalino（2006，2009）利用“现收现付资产”的概念分析了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内涵回报率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更稳定的回报率指数。
综上所述，对于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研究主要出自国外学者，国内研究基本空白。总体来看，这方面的文献还不多，需要进一步深入。
四、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的评估研究
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评估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较多，通常其研究目的是为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而不是为构建资产负债表。实践中，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负债一般被称为隐性负债（Implicit Pension Debt，简记为IPD），通常将其定义为：养老保险制度向已退休和在职参保者做出的未来养老金承诺所对应的债务。
所谓“隐性”的债务，一方面是由于隐性债务的数额是隐蔽的，只有当所有债务偿还完毕才能确定其实际的数额，与参保职工寿命长短有关（王晓军，2011）；另一方面，在没有制度改革时，隐性债务通常不会被定期评估，因为如果制度保持现收现付制，只要当期职工缴费收入总是大于或等于当期退休者的待遇支出，则计划在财务上就是平衡的，此时没有必要讨论和测算制度积累了多少负债；最后，由于制度通常不存在任何可见的有形资产与这种负债对应，因此它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兑现的无形承诺（申曙光与彭浩然，2009）。
由于对养老保险隐性负债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学术界对其定义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定义：应计负债、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开放系统负债等（Holzmann，1998）。在具体计算每种负债时，又分为累计权益负债ABO（Accumulated Benefit Obligation）、预计权益负债PBO（Projected Benefit Obligation）和指数化权益负债IBO（Indexed Benefit Obilgation）等三种（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其中，ABO与PBO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目前工资进行计算，PBO基于预期的工资增长率进行计算，IBO则是在PBO的基础上考虑退休后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负债的定义和评估方法的选择依赖于评估目标的设定。
Hagemann（1989）测算了德国、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四个国家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封闭人群在ABO口径下的养老保险债务，并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负债的影响；Noord（1993）在当前参保者负债定义下和ABO的评估口径下，对七个主要经济体在1990年的养老保险隐性负债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在113%～242%之间波动。Kane（1996）采用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的口径，测算了多个国家现收现付制计划的隐性负债，对比发现那些制度运行时间较长，且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的国家，其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占GDP的比重通常较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银行开始持续关注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对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和转轨成本方面的测算主要的代表文献有两篇：Dorfman（2005）和Sin（2005）先后利用世界银行开发出来的PROST（Pension Reform Option Simulation Toolkit）模型估算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和基金收支平衡等。
Holzmann（2004）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已有的隐性债务的三种定义，指出这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和测算口径各有用处，不同的隐性债务定义、评估方法和精算假设下的结果存在较大不同，应该根据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确定隐性债务的测算口径。
基于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隐性负债的测算主要采用了第二种隐性负债的定义，即当前参保人口预计负债。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精算方法。
国内在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隐性债务方面的研究内容也颇为丰富。在2005年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和隐性债务的偿还问题。从2005年开始，不少学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随机输入变量的应用和针对国发[2005]38号文件新规定的测算与分析等，如东明等（2006）在利率和死亡率均为随机的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债务进行了分析。彭浩然等（2008）基于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深入剖析，对个人账户“空账”问题的起因及现状进行了分析。申曙光（2009）利用精算方法测算了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和开放系统负债的规模，阐述了这两种测算口径的意义，并根据测算结果，对建立我国养老保险长效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展凯等（2010）系统梳理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基本概念、各种定义、测算方法等，分析了转轨时期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对解决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郭永斌（2012）在人口估计模型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估计模型基础上，测算了未来90年现收现付制下每年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并利用敏感性分析，探讨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对制度可持续性的影响。杨宜勇等（2014）利用国际比较的方式研究了隐性债务的处理方式，主要选取了智利、波兰和阿根廷等作为典型样本国家的经验，并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养老金转制成本处理方法，旨在为中国处理隐性债务提供有益借鉴。
五、 结论与启示
1. 结论。虽然国外对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已有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但总体上仍处于起始阶段；在国内，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选题，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是技术难点，国内外的研究普遍不多，需要继续深入。国内外对负债的研究比较丰富。
2. 启示。首先，从资产负债表的理论上看，不同口径下的负债对应的资产也应不同，因此有必要从负债出发，通过寻求与不同口径下负债相对应的资产，来构建不同口径和目的下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负债表。其次，在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越来越强的时代背景下，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建立资产负债表，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制度财务状况的透明度，而且顺应了政府在会计核算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大方向（2015年10月财政部78号令提出将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实施政府会计核算）。最后，为尽快将资产负债表方法应用到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建立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重要作用，并尽早从行政制度的高度提出相应的要求，并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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