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视野中的“四大名著”教学刍议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七十多年前说：“教科书连培养蛀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1]这是批评语文教科书强调知识而忽视艺术的弊病。此后几十年来的教材改革，始终将人文性和审美性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于是大量的经典名著相继走入中小学教材。以“四大名著”为例，现行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共选文8篇，四部作品均有选文。《三国演义》：《杨修之死》入选九年级上册，《曹操献刀》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入选九年级上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入选高中必修五；《西游记》：《大战红孩儿》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红楼梦》：《香菱学诗》入选九年级上册，《林黛玉进贾府》入选高中必修五，《情真意切释猜嫌》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
中学教材中大量名著的涌现，是教学改革中可喜的现象，但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在评价语文教育时认为，“质疑教材依然是不够的。在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教师”[2]。于是，怎么教，就成为名著教学中的头等大事。下面，我以“四大名著”为例，阐释对中学视野下的名著教学的认识、实践和思考。
一、把握学情，处理好学与读的关系
关于“四大名著”，当代学生有很多渠道去接触。比如“名著导读”类书籍都有关于四大名著的内容梗概和基本评价，四大名著全部都拍摄过水平较高的影视剧作，也全部亮相于央视“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中学阶段的学生对这四部作品，缺乏的不是了解，而是阅读。我曾经对自己所带班级进行过名著阅读的调查，大部分学生没有对这四部作品本身进行过完全阅读，他们对作品的了解途径多是“道听途说”，少部分学生依据个性、兴趣读过其中的一二部，如喜欢历史的男生往往读《三国演义》，喜欢文学的女生则只热衷《红楼梦》。
学生对名著的这种认知情况，就是“四大名著”在中学课堂教学中的起点。一方面，学生“道听途说”式的了解，给名著教学打了一个基本认知的基础，使得教学可以直接在较高的层面进行开掘，如《水浒传》无需介绍梁山泊的人物框架，可以直接切入到人物形象与命运关系的思考；但是阅读的诱惑来自信息的陌生化，事先的了解又可能使学生对继续阅读或学习作品的兴趣流失。因此，教学过程要注意扬长避短，要依据学生已有的阅读基础，避免进行重复解读，而力求探究出新鲜的内容；用新鲜的阐释，来吸引学生将“四大名著”的阅读进行到底――这就是以学促读的阅读方式。
比如高二年级选修教材《大战红孩儿》，讲述的是学生耳熟能详的情节；可是作为文本阅读，对于多数学生却可能才是首次。因此，要引导学生在已知的情节脉络之外去寻找小说的魅力，如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形象，精彩典雅的语言，时隐时现的宗教意味等。读出这些，《西游记》在学生眼中才不是少儿读物，而是“文化小说”。如此学生才会惊叹《西游记》之博大精深，才能形成强烈的阅读动力，这样的教学才能“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3]，才能进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4]。
有些教师在学生刚升入中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几位学生完整读过“四大名著”，就慨叹当代学生经典阅读之匮乏。其实这个要求提得太高太早了。“四大名著”全部运用古典白话（周汝昌甚至认为运用的是文言文），很少会有学生在小学阶段去读“四大名著”的原作。因此，明确“四大名著”教学中学和读的关系，中学教师才更容易以教促读的职责和使命，中学课堂才有更切实的目标和收获。
二、立足课堂，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
“四大名著“全部为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中学阶段的名著阅读，全部是万字以下的片段节选。这样，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课文节选与整部作品篇的关系。单讲节选，内容未免单薄、局限，全局性的主题等难以呈现，节选的部分也未必能和学生的已有阅读经验产生呼应；多讲整篇，枝节错杂，课堂目标难以呈现，教学也容易流于梗概介绍，对学生的阅读兴趣造成伤害。
我的思考是，以点带面，以节选部分的精读带动整部作品的阅读；节选是重点，全篇是拓展，在对教材文本的重点解析中发现名著的整体魅力，并且做到对整体有所言有所不言，给学生留下回味、探索的余地，实现“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教学艺术。比如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中的《情真意切释猜嫌》，单纯看节选部分，重点就是通过黛玉和宝钗的对话，表现二人互诉衷肠的真挚友情；但是名著节选的教学一定还应当承担树立全篇意识的职责，从这一视角去看，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正处在钗黛由猜疑到不疑的转折点上，此之后的黛玉和宝钗的关系由对立趋向统一，评论界“钗黛合一”理论即由此产生；但是“钗黛合一”的理论一直也备受质疑，这同样可以从节选文本找到依据，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部分，宝钗的语言点到即止，即使是其中最动情的“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也并不是剖腹之语；再看黛玉却是深刻剖析自我内心“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互诉衷肠的一段，黛玉一片真情，而宝钗有所保留，后者是“青春的纯洁范围之内的心计和世故”[5]。这段选文就体现了二人“理性”与“灵性”的不同的个性气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命运走向。这样的教学，就不再是人物形象分析的一般模式，而是串联起了课文、《红楼梦》原著和红学评论的全局模式。 三、提要钩玄，处理好多和少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师本身对名著特别是“四大名著“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是教师又普遍认为名著很难教授。其难点不在于没东西挖掘，而恰恰在于可开拓的角度、可借鉴的信息、可依据的手段太多了。以《红楼梦》为例，脂砚斋、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张爱玲、周汝昌、刘心武等人，都是红学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家，他们为《红楼梦》的解读从评点、索隐、考证等角度开拓了情节、形象、语言、版本等诸多领域。同时，这些名家的观点也往往龃龉、矛盾，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段，传统观点都认为宝黛二人的“何等眼熟”，是因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段前情往事，但是考证派周汝昌却认为“贾宝玉与神瑛侍者是两回事”[6]。
一方面“四大名著”信息繁多，另一方面中学课时限制，就决定了对“四大名著”这样“无尽的话题”无法展开无尽的探讨。繁多的信息，对教师的挑战是巨大的，第一要充分占有资料，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的谆谆忠告：“教师所知道的东西，就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要讲的东西多10倍、多20倍，以便能够应付裕如地掌握教材，到了课堂上，能从大量的事实中挑选出最重要的来讲。如果我知道的东西比我教给学生的东西多20倍，那么我在课堂上的思想和语言就不知不觉地是针对学生而产生的，免得让学生受教师的“创作的痛苦”的折磨，使他们能不太紧张地感知教材。”[7]教师的备课充分，才能有勇气去面对“贾政是什么官职？”等突发的问题；第二要巧妙整合资料，不要把师生互动的中学课堂，变成传授文学评论的讲座。下面以《曹操献刀》为例：
《曹操献刀》是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第一课，关于曹操，之前学生体会过《观沧海》《短歌行》求贤若渴、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也体会过“杨修之死”中嫉贤妒能的形象，也看过白脸脸谱的“奸雄”的形象；而《曹操献刀》集中体现的是他的多疑性格。这时教师可以相机设计问题：“为什么诗歌中的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曹操献刀》中的曹操形象如此不同呢？”由此就可以得出曹操性格的丰富性，正如易中天所说：“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而这种丰富性格在《三国演义》整部作品中都有充分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曹操。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不只是诗歌或史书中的单面形象，而是“能臣”与“奸雄”于一身的丰富复杂、动态发展的立体形象――这就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对文学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诗歌、史书所无法比拟的。这样，通过问题的设计实现了节选文本到长篇名著的辐射，是比较高效的阅读教学模式。
四、推敲文本，处理好“质”与“文”的关系
《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品的文采和本质要相协调才有美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大名著，文本本身可以看作“质”，而随文本产生的故事演绎、影视剧作等附属产品等可看作“文”。
调动阅读兴趣是引导中学生阅读名著的重要手段，而形式鲜活的影视作品恰以其形、声、色的特点更容易吸引青少年读者，并且学生也是常常怀着对这些影视作品的兴趣走入“名著”学习的课堂的。教师如果过分担心冲淡文本，而完全排斥这类艺术形式，首先会在情感上让学生产生疏离感，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和能力的培养。《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各类语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影视的本质是娱乐，而不是思考，台湾学李敖甚至把电视成为“成批制造傻瓜的机器”，如果教师完全拱手将课时让给影视剧，那么就是语文对电视娱乐的甘拜下风。如何把握使用的“度”，才是问题的核心。
《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期《把握叙述视角，倾听人物心声》一文，将《林黛玉进贾府》将授课的重点之一定在“倾听”二字上。“凤姐出场”部分的教学设计利用了电视剧《红楼梦》片段，不出现画面，单纯播放声音，完全让学生在“倾听”中实现与作品的心灵对话。这份设计虽然在《课标》之前形成，但是这位教师对多媒体的使用非常值得借鉴。
虽然只播声音、不播画面只是一种很容易操作的形式，但是体现的教师思考却是十分珍贵的：首先，教师本身能不能拒绝影视作品的诱惑？其次，教师肯不肯付出持久的思考？《林黛玉进贾府》中“倾听”的角度不是任何一本教参所提供的，而是授课教师在把握文本特点的基础上，经过艰苦思索而寻找到的。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会再次厘清宁静语文与热闹场面的区别。
“四大名著”是每个中国人的荣耀，但是目前“四大名著”由于语言、文化的难题（如诗词、人名、酒令等的翻译）还未能完全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在这个可能漫长的历程中，每一个中学教师都肩负着传承、推广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