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日本在“关东州”的差别教育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 （2015） 04―0059―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5.04.007
一、引 言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殖民当局继承了“关东州”①的租借权，并开始经营“满洲”的殖民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使东北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桥头堡以及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殖民当局广泛地向该地区的中国民众传播殖民文化和奴化思想，殖民教育遍布整个“关东州”。根据竹中宪一（2000：76）的殖民地教育理论，在“满洲”的教育可以分为两种[1]76。其一是“内地延长主义”教育，即将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延用到“满洲”;其二是“现地适应主义”教育，即吸收“满洲”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等于教育之中。由于“关东州”和满铁在教育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学校经营权、地理位置及法理等。“关东州”在国际法上是日本的租借地，属于中国的领土，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北隔中立地带与中国相连，不受中国政府干涉，易于推行“内地延长主义”教育。伴随着殖民统治机构的稳定，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殖民地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也逐步地被“完善”起来，在丧失教育主权的“关东州”，中国人子弟被迫接受语言同化教育及灌输奴化思想。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以不同史料为基础，多角度对日本殖民时期在东北推行殖民教育政策进行了论述， 揭露了殖民教育的本质，如卢鸿德及齐红深等的著作;以及戴竹君和夏军等的论文①，但对“关东州”时期中日小学及普通中学的差别教育少有提及。文章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对“关东州”的中日初等教育和中等普通教育的差别进行探讨，从本质上揭示出日本殖民当局的真正教育目的。
二、不同层次的两种教育及差别
从“关东州”的教育行政看可分为日本人教育、中国人教育和中日同校教育三种形式。其中，中日同校教育由于受到当时的各种客观因素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为数甚少。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两种教育形式。殖民当局在对“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过程中，建立了多层次、不同阶段的面对中国人子弟的殖民奴化教育和面向日本人子弟的殖民主义教育的完善的殖民教育体系，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这个体系覆盖全面，同时又有所侧重，即对日本人的教育采取“内地延长主义”的教育方针，实行一贯制教育政策，确保来东北的日本人子弟接受良好的教育，优先安排他们的就业，为其安心生活并扎根于此创造条件。而对中国人的教育则采取怀柔的先同化后皇民化的殖民教育政策，以普及日语教育为主轴，限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而重视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非正常的教育体系。
（一）初等教育
1.中国人的初等教育
中国人的初等教育主要分为公学堂和普通学堂这两种教育方式。
军政时期（1905年5月之前），一切为战争服务，兴办教育以“安抚民心”。在日俄战争期间，军政署为了有效地统治占领地，在占领金州后，根据“满洲军政委员派遣要领”开始着手教育工作，于1904年11月设立了中国人在“关东州”最早的初等教育机构――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它是继复州日文学堂（1904年7月建立）、营口瀛华实学院（1904年8月建立）之后，在日本军政下成立的中国人普通教育机关，是“关东州”第一所中国人初等教育学校，被?胩锏烂殖浦?为“此实乃我关东州中国人教育事业之嚆矢”[2]17。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虽然是殖民当局所建，但教育内容是根据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进行的私塾教育，其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科举传统的内涵。1905年3月伴随着学堂长岩间德也的到任，开始了以普及日语教育为主的殖民地教育，教授58名中国人子弟学习时称“东语”的日语及“新学”课程。4月，辽东守备军长官神尾光臣给各地军政委员会下发辽守军第2068号通令，要求各军政署因陋就简建立学堂，为适龄者创造学习条件。教学科目可参照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但必须“增设日语，聘用日本人教师，课程设置需征得军司令官认可”[2]117。
从1905年5月开始，行政事务由军政署转为“关东州”民政署执掌占领地行政，开始实施公办教育。《大连学堂暂行规则》的办学方针为：“诱掖指导清国官民，开发其物产资源，以图吾国国利之布殖……施清国人以普通教育，授以日语，以图文化之普及”[3]951。到12月为止，当局相继创办大连公学堂和旅顺学堂，签订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及中日《满洲善后条约》，开始了真正的殖民地经营。1906年3月，颁布了参照《台湾公学校规则》制定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但台湾与“关东州”有着领土和租借地的本质区别，在“关东州”不能像台湾那样实行“以涵养国民精神为宗旨”的教育方针，日语也不可作为国语进行强制教育，只能采取怀柔手段进行语言同化教育。鉴于这种情况，当局分别在1908年、1915年和1923年对该《规则》进行了三次修改：1.减少日语课时，增加汉语课时;2.汉语在课程顺序上排在日语前面;3.将6年学制的公学堂分为初等科4年和高等科2年，以利于普通学堂与公学堂的高等科接轨;4.为高等科设置预科。“九一八”事变后，殖民当局完全改变了汉语多于日语的格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
另一种中国人初等教育机构的普通学堂是殖民当局将蒙学堂和小学堂统一改造而成，它们的前身是分布于广大农村或渔村的私塾。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大连公学堂和旅顺学堂开启了“关东州”的中国人初等教育，但由于当时的民众一时还接受不了“新学”教育，并对日本侵略者有抵触感，因此，在“关东州”依然还是基于科举传统的有一定文化内涵和水准的私塾教育占据主流。当局为了推进日本的教育制度，决定在旅顺和大连管内设置进行公学堂初等教育的小学堂，在金州管内设置进行实用教育的蒙学堂，以限制或取代私塾教育，已期达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的。蒙学堂和小学堂的数量从1910年的22所增加到1914年的76所，而私塾则从1909年的634所减少到1914年的76所[4]550。殖民当局为进一步完善初等教育机构，于1915年6月公布了《关东州普通学堂规则》，将蒙学堂和小学堂统一改为普通学堂。该《规则》规定：普通学堂的批准权限由民政署长改为关东都督，废除“私立”，改为由“会”或“村”经营的“公立”;修业年限由3年延长为4年，以期达到与公学堂高等科接轨的目标。至此，“关东州”中国人的初等教育体系基本确立。 2.日本人的初等教育
日本人的初等教育分为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和寻常高等小学校三种教育方式。
“关东州”不仅在教育方面，在行政方面也全盘倾向“内地延长主义”政策，但没有像内地那样实行义务教育。1906年3月，殖民当局公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5月1日成立了大连寻常高等小学校，该校设置在沙俄教堂，是当局在大连也是在亚洲大陆建立的第一所日本人小学校，1918年更名为伏见台寻常高等小学校[5]77。?胩锏烂衷?回顾道：“昔日为唱赞美诗和祈祷上帝保佑平安之殿堂，而今回荡着‘君之代’之国歌声并祈祷帝国之隆昌，此实乃我关东州教育史上荣光无上之一页”[2]44。在5月10日又成立了旅顺寻常高等小学校，这两所学校的设立被殖民统治当局看作是“在满日本人教育之嚆矢”[5]77。
1908年2月，当局根据《小学校令》对《关东州小学校规则》进行了修改：1.寻常小学校修业年限为6年，高等小学校为2年，可延至3年;2.寻常小学校的教学科目中增加日本历史、地理和理科，女子增加裁缝;3.学费征收按照府令第20号公布的《关东州小学校学费规则》进行：寻常小学校月收30钱，高等小学校月收50钱，4.高等小学校增加英语为任选科。修身科教育以忠君爱国、尊重勤劳、自治训练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礼仪教育。由此可见，“关东州”的日本人教育是根据内地《小学校令》等相关法规，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所做的补充规定，其教育宗旨及教学规则等与日本国内同类学校基本一致。1927年增设中国语为必修课，列入教学科目之中，目的是使学生尽快地熟悉现地语言及风俗习惯，逐渐适应“满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肩负起将来满蒙统治者的重任。
1937年11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条约》，撤销其在伪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移交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满铁附属地归并入伪满洲国管辖，但日本人子弟的教育行政权暂时保留于在满日本大使馆教务部，由在满学校联合经营。1941年4月，日本国内实行国民学校以代替原小学校，与之同时，当局以关东局令第40号制定《关东国民学校规则》，调整关东州内国民学校的相关规则，小学校也随之改为国民学校。意为“以皇国之道为准则，实施普通教育”即按照国家对教育的要求培养合格国民的学校[6]243。1943年4月，当局公布《在关东州及满洲国帝国臣民教育令》，同时以局令第35号制定《关东州国民学校规则》，从此，“关东州”日本人子弟与国内一样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
3.中日初等教育的差别
同处“关东州”，但中日两国子弟的教育，无论是在教学设备上，还是在师资配备上等都存在相当的差别。以1924年至1939年中日适龄儿童的就学率为例，具体数据见表1①。
表1 1924～1939年中日适龄儿童就学率
年度 就学率/% 年度 就学率/% 年度 就学率/% 年度 就学率/%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1924 29.53 98.57 1928 27.76 99.51 1932 29.27 99.77 1936 38.64 99.56
1925 28.61 98.58 1929 27.31 99.59 1933 30.48 99.58 1937 41.94 99.83
1926 26.58 99.18 1930 27.66 99.77 1934 31.69 99.68 1938 41.93 99.85
1927 27.17 98.85 1931 28.17 99.53 1935 36.52 99.24 1939 51.31 99.88
日本适龄儿童的就学率最高达99.88%。但中国适龄儿童的就学率在最高的1939年也只有51.31%。仅凭这一点而言，就足以说明在殖民当局统治下的中、日两国初等教育是极其不平衡的。“关东州”日本人适龄儿童的就学率，不但远远地超过当地的中国人，甚至优于日本国内的一般居民。为了更为直观、更为方便地比较说明，现将1906年至1942年间的“关东州”中国人初等教育和日本人初等教育的基本数据统计为表2[7]397.385。
表2 1906～1942年间中国人和日本人初等教育的基本数据
年度 学堂（校）数 班级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毕业人数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1906 4 2 ？ ？ 9 10 176 490 - -
1910 7 8 32 62 40 75 1 250 2 974 24 276
1914 7 10 53 97 67 111 2 098 4 456 277 724
1918 8 13 66 133 80 148 2 105 6 223 553 967
1922 9 16 108 215 153 276 4 306 9 260 828 1 530
1926 10 18 150 266 199 340 6 277 10 901 1 334 1 830
1930 11 22 186 246 259 440 8 396 14 833 2 084 2 080
1934 11 24 211 416 266 535 12 177 20 167 2 948 3 297
1938 16 29 310 505 396 664 17 533 22 561 5 202 3 737 1942 20 31 417 552 532 699 25 650 24 598 7 276 4 141
中国人学生数为：初等科+高等科+补习科+预科
“关东州”从1906年至1942年间的中国人公学堂和日本人小学校在学（堂）校数量、班级数量、教师数和学生数及毕业人数方面的基本数据。可以看到1942年中国人在校学生数达到25650人，而日本人达到24598人。但当时中国人适龄就学儿童的基数远远超出在“关东州”日本人子弟。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人学堂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远远落后于日本人小学校。在硬件设施方面：如校舍及教学设备等就更是中国人学堂所不及。1944年《关东州人教育令》实施后，中国人公学校的教学用教材按规定“必须由关东局在满日本教育会或在文部省有著作权及由文部大臣审定并经关东州厅长官指定”，“歌曲和乐谱除在教材中已出现者外，必须经文部大臣指定”等。从这些规定中可以侧面看出殖民当局对中国学生思想的严密控制和“精神教育”的强化程度。
（二）中等普通教育
1.中国人的中等普通教育
男子中等普通教育在“关东州”初期时采取共学制，与日本人子弟一起在日本人学校接受教育。当时，在与日本人子弟相同的条件下，能考试合格的中国人学生为数极少，教学内容完全不考虑中国学生的存在，当局几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中等普通教育问题。直到1921年，才在旅顺中学校设置了一个中国人学生班，开始了中日学生分班授课，这是殖民当局对中国学生进行普通中学教育的开端。开设中国人学生班并不是出于殖民者为被殖民者在殖民地办中等教育的目的，而是由于其一全国反殖民地运动的高涨，当局不得不转换殖民教育政策的结果，其二公学堂毕业生的增加，办中等教育机构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人学生班成立时有学生27人，1922年和1923年分别有48人和49人[8]162。从1924年3月起，殖民当局将中国人学生班从旅顺中学校中独立出来，设立中国人中等普通教育机构，同时将旅顺中学校改称为旅顺第一中学校，新独立的中国人教育机构称为旅顺第二中学校。其教育方针突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德育。这期间较为淡化“同化教育”，担心与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所普通中学是在 1939年设立的，学制为4年的金州女子高等公学校。该校的教育方针注重家政教育，培养贤妻良母。招收公学堂高等科的女毕业生，学校实行住宿制，该校毕业生少数升学，大多数从事家务，带有女子学校的性质。
1932年当局将旅顺第二中学校和旅顺师范学堂合并，成立旅顺高等公学校，设中学部和师范部两科[9]111。并以第7号厅令颁布《旅顺高等公学校规则》，1934年重新修订该《规则》，在总则中“重视道德”，在教则中“尊重良好的风俗”。其涵义可以理解为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及最大限度保留封建礼教的习俗。殖民当局谬想通过封建伦理道德及礼教来约束中国学生的行为和思想，以阻止学生的反日运动。只有在这两所学校完成学业，才有资格报考日本大学的预科、高等学校、高等工商业学校、伪满各学校及其它专科学校等上一级的学校。
2.日本人的中等普通教育
日本人在“关东州”的中学教育始于1908年，为满足日本小学校毕业生升学的要求，3月26日当局以府令颁布《关东州小学校补习科规程》，规定各小学校附设修业年限为两年的补习科[10]95。最早设置补习科的是大连寻常高等小学校，这是日本人中等普通教育的开端。
第一所日本人男子普通中等教育机构是根据1909年3月26日敕令《关东中学校官制》设立、5月开学的关东都督府中学校，是当时“满洲”的最高学府。1918年4月12日重新修订《关东都督府中学校官制》，将关东都督府中学校改称为旅顺中学校，1924年又改称为旅顺第一中学校。该校成立伊始，虽没有明文拒绝中国学生入学，但实际的考试及课程设置等都没有考虑中国学生的具体情况，入学极为困难。教学内容主要以考入上一级学校为目标的应试教育为主，数学和英语的课程要比国内多出一节课时，星期天教师要给学生补习，还要进行国内口试练习，一切皆为应试准备。
第一所日本女子普通中学是1910年7月1日设立的关东都督府高等女学校，校则第九条中规定其入学资格为“第一学年入学者为寻常小学校毕业或年龄在12岁以上具有同等学力者，寻常小学校课程未完成者可依据考试鉴定其学力”[11]172。从入学资格上看，基本上是招收日本人子弟，中国人学生不具备资格。在金州女子?{等公学校成立前，中国人女学生只能考取旅顺师范学堂女子部或中华女子技艺学校等。关东都督府高等女学校的教育方针为：“培养健美、质朴、优雅之女性，提倡身体与精神之健全发展，崇尚质朴、敬重节俭、热爱劳动，涵养高尚优雅之情操，以坚韧、正直、温柔之满洲女性，为国家之昌盛做出贡献”[2]198。1914年改称为旅顺高等女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标。
3.中日中等普通教育的差别
中学教育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学校数量、学生数量、教师数量以及学校成立的时间上，具体数据见表3①。
表3 中日中等普通教育比较
学校名称 创立时间 学生数 教员数
日本人男校 旅顺中学校 1909年 768 26
大连第一中学校 1918年 1100 34
大连第二中学校 1924年 1015 32
大连中学校 1934年 815 37
大连第三中学校 1938年 966 21
中国人男校 旅顺高等公学校中学部 1932年 480 63
日本人女校 旅顺高等女学校 1910年 683 29
大连神明高等女学校 1928年 1 205 32
大连弥生高等女学校 1928年 1 091 30 大连羽衣高等女学校 1930年 1 020 30
大连高等女学校 1935年 1 057 24
大连昭和高等女学校 1937年 603 20
大连芙蓉高等女学校 1941年 1 029 24
中国人女校 金州女子?{等公学校 1939年 390 19
总计 日本12校 11 352 339
中国2校 870 82
注：旅顺的学校为1942年度数据。
以上资料显示，殖民当局为中国人设立的普通中学各有一所，男子普通中学要比日本人的第一所学校晚15年，女子普通中学要比第一所日本女校晚29年。日本人男女中学共有12所，而中国人中学仅有2所，致使许多中国适龄学生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1942年2月实施的《关东州民籍规则》规定：不具有“州民籍”的中国人子弟不能升入中等学校。由于诸如此类的限制，在1942年中国人的两所学校在校中学生只有838人，加上在日本人中学就读的中国人学生也不超过1300人[12]95。由于殖民教育政策的原因，中国人的中等教育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学校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就学人数的增加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与改善。这一时期的殖民教育政策是抑制中国人子弟的中等教育规模以发展职业教育，目的是培养能为其开发满蒙资源而提供有一定职业技术的劳动者。“关东州”大连地区的人口最多，1942年公学堂学生有14005人，普通学堂学生有4666人，私塾学生有8383人[13]134，但却没有一所可供中国人子弟就读的普通中等教育机构。而占“关东州”人口13%的日本人，拥有普通中学生的人数为1.1万多人;占人口总数87%的中国人，拥有普通中学生的人数仅为1000多人[14]641。充分说明殖民当局抑制中国学生接受文化教育、提高知识水平，贯彻民族压迫、民族奴役的政策，同时还说明殖民当局为他们培养能安心于“满洲”的殖民主义者及实施殖民统治的后继者奠定了教育基础。
三、结 语
殖民当局在“关东州”实施的教育政策是对日本人子弟采取“内地延长主义”的一贯制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包含报考内地大学，殖民主义教育色彩浓厚;对中国人子弟则采取先同化、再皇民化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以普及小学教育、适量增加职业教育、限制普通中学教育为方针。日本小学以内地《小学校令》为指导方针颁布现地教育法规，课程设置完全与日本国内一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全面侵华步伐，设置了拓务省，组织大批日本移民移居“满洲”，名义上是开发满蒙，实际上是对中国资源进行掠夺。殖民当局在移民的教育上加大了投资力度，学校建设迅速发展，最大程度地满足适龄者的就学要求。当局还优先发展日本移民子弟的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满足升学与就业的需求。1943年公布《在关东州及满洲国帝国臣民教育令》后，“以皇国之道为准则，实施普通教育”，日本人子弟与日本国内一样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实行战时教育体制后，大力发展青年学校，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为其培养能适应现地生活的并甘为其侵略战争献身的后继力量，殖民主义教育目的昭然若揭。
日军政署创办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时打着“民立”的幌子，有效地抑制了民众的反日情绪;为减少经费，委任当地威望者及经济实力者经营学堂，并继续延用具有科考历史的“南金书院”的名称，以避免当时流行的毁学及反对“新学”的抵抗运动。同时还假以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办学方针，对占领区被殖民者实行以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用的手段，极具欺骗性。当局借鉴台湾的殖民教育经验和教训，采取较为怀柔的同化教育策略，通过建立学校，颁布殖民教育法规，以教授日语和普及日语教育贯穿始终，循序渐进地推进殖民教育活动。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工具，是最具摧毁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利器，语言教育的影响浸透到人类灵魂的深处，其作用远胜于枪炮。
在中等教育上，“关东州”仅有两所普通中等学校。男子多就读于职业学校，也仅仅是获得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而已，还要受到殖民教育政策的种种限制。在太平洋战争后，殖民当局对中国人的教育纳入战时教育体制，不具有“州民籍”的中国人子弟不可升入中等学校，人为地剥夺了中国男子接受中等普通教育的资格。《关东州人教育令》第二条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义工服务之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对关东州人实施教育，完全抛弃了“亲善共荣”等伪装，该令中直接用“我国”“皇国”等名称，改日语为“国语”，日本历史改称“国史”，奴化教育进一步升级为“归顺于皇国之道”的“皇民化”教育。殖民教育法规贯穿于整个中国人的教育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配合军事侵略，巩固殖民统治，以掠夺资源扩充军备，最终灭亡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