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6）01-0008-06
Abstract：According to Romer and Lucas’s new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rise of the human capital cost will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ngrading， technology advance and endogenous growth compani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specialization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what i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rise of the human capital cost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Based on 2001～2013 panel data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unction performed by the rise of human capital cost in for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y and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n a perspective of firm growth. We find that the rise of the human capital cost benefits firm growth. Our explorations 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how technology advance has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ew economic growth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nd provides new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
Key words：the rising labor cost； minimum wage standard； firm grow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1引言
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是当前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特点之一[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掘人口红利，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来源。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出口份额增加了近3倍，成为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领跑者[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罗默（Romer）与卢卡斯（Lucas）构建的增长模型认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因素是技术能力、劳动力和物质资本[3，4]。技术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制造业持续高速发展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密不可分。然而，受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加之近些年政府对收入分配的效率公平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相应的政策调整，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例如，中央在2013年11月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推进劳动报酬增长的要求。2003年以后我国平均工人工资增幅相比之前急剧提升。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伴随着低技能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民工荒），国民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时期[5，6]。这将导致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持续削弱[7]。
数量庞大的低技能劳动力优势在给中国发展制造业提供契机的同时，也阻碍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8]。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对于融资约束和劳动力占产品总成本比例较大的企业而言[9]。然而，劳动力有可能会倒逼企业通过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应对成本提高的压力，不断形成的企业潜力、稀缺资源和新知识储备将为企业提供日益坚实的软实力。知识能够提高边际生产率最终体现为通过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附加值，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捕获最优的产品市场机会[10]。基于此，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为企业增长带来激励还是阻碍？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和过程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验证。 当前，已有的文献开始集中关注劳动力对我国制造业或企业的影响。Meiyan[5]研究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之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减少，将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提供机遇和挑战。林炜[7]利用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研究企业创新水平的变化，发现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企业创新起到了激励的作用。Agrawal和Matsa[9]研究发现美国失业保险的提高，使企业员工感知的失业风险降低，进而转嫁给企业的失业风险成本的降低将有利于企业采取相对积极的融资政策。孙楚仁等[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将通过价格效应降低企业的出口额，而企业出口率与出口额都会伴随着其生产率提高而增加。以上研究均以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为视角来探究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转型问题，对中国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和结构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以提供有益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检验劳动力的提升与企业增长的直接关系，验证成本“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在中国是否存在，为我国新常态时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研究也将对转型期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借鉴。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增长
刘易斯（Lewis）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刘易斯拐点”的概念。他指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报酬等于边际生产率，即由劳动力剩余向劳动力短缺状态转变的特定时点[12]。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迅速增长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2003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淡季依然加速上升的实际工资表明中国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刘易斯拐点”时期。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重塑企业的转型路径、增长模式以及动力来源[13]。
我国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面临着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劳动力结构特征――低技术劳动力规模庞大，但劳动力成本逐渐失去国际竞争优势。这将对企业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成长发展提供机遇与挑战[14]。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为我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体制创新推动整体产业升级提供动力来源。Li等[15]指出，我国企业为了应对急剧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更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寻求新的持续长期的动力来源。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技术保持不变的假定，认为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3，4]。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创新投入对于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效应更加凸显，客观上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商业导向的创新活动是企业对于经济激励和竞争压力的有效反应，并将成为助力企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往往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组织利用企业知识和技术资源，进而不断形成具有稀缺性的竞争优势。同时，产品品牌的培育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满足迅速变化、个性化、定制化日益成为趋势的消费者需求，对市场变化保持适度敏感。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给企业转换竞争战略提供压力和动力。从成本领先战略向差异化战略或品牌战略的转移将会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将促进企业的增长。
2.2技术创新的替代效应
减速新常态背景下的企业发展，一方面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另一方面也将获得打破劳动力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模式、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13]。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时期，“再工业化”进程不仅探索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也将创造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唯有重视新知识和新技术对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在未来新的产业格局中获得有利的位置并持续成长。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将激发我国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和热情，从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情形下，技术创新将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企业以新的模式发展成长的重要替代因素。比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府号召以及更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的培育将不断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迈上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新动力。在无法依赖廉价劳动力促进企业发展成长的新增长模式下，企业更有动力在日益鼓励创新的市场化环境中通过革新盈利模式，积极参与不断细化的产业分工，在新的产业竞争结构中寻找突破点，强化价值链优势，不断实现内生性增长。由此我们认为，技术对劳动力的投入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技术创新将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增长关系中的替代因素，为新时期我国企业的继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技术创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企业增长的因果关系中，具有替代效应。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沪深上市公司2001～2013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在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公共事业类公司样本以及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样本后，最终得到由11672个观测值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样本。为了缓解离群值对结果的潜在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高管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色诺芬数据库及同花顺数据库。
3.2变量定义及模型设计
劳动力成本。参考林炜[7]的研究方法，我们采用员工工资的自然对数（lnwage）作为劳动力的衡量指标（Labor_Cost）。同时，为了解决员工工资可能会随着企业增长而自然增长的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公司所在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工具变量（Min_Wage），以建立更为稳健的因果关系。
企业增长。张金鑫等[16]等以净利润增长率和总利润增长率作为度量经营发展能力的指标。同时，借鉴Park和Luo[17]，Baum[18]，吴世农等[19]的研究，本文分别以企业年度总利润增长率（Total_growth）和净利润增长率（Net_growth）作为企业增长的指标。 控制变量。相关文献[16，19]认为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区域特征等因素会显著影响企业增长。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中的企业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性质（Priv），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持有水平（Cash_hold），固定资产（PPE），企业规模（Siz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企业成立年限（Age）。区域特征变量包括省级层面的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指数CPI增长率，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和年度固定效应（Year）。
随后，我们以Growth为因变量，建立如下研究模型，并将分别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劳动力与公司绩效增长的关系
4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从全样本描述性统计来看，企业总利润增长率Total_growth的最大值为338.87%，最小值为-610.73%，标准差为153.43%。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增长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净利润增长率Net_growth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出了同样的特征。企业员工实际工资的自然对数lnwage平均值为10.87，中位数为10.86，比较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
4.2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以企业实际员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其对企业增长率Total_growth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区域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指数以及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后，我们首先对模型（1）进行了OLS回归，lnwage的回归系数为0.237，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确实对企业增长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Net_growth高度显著为正的系数也同样印证了我们的假设。进一步地，为了排除两组企业间的系统性特征差异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进行了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以检验组内差异。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Total_growth与Net_growth仍然显著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213和0.184），进一步支持了OLS回归的结论。H1再次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作为我国未来产业环境中的重要特征，将激励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来获得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企业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探索品牌战略与差异化战略进而逐步取代成本领先的产品战略将成为大部分企业的不二选择[14]。同时本文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例如，企业成立年限在全部回归结果中都显示出不利于企业增长的显著特征，即企业成立的年限越久，企业增长越慢，这与李连发和辛晓岱[20]的结论是一致的。
4.3内生性问题
企业增长内生于企业资源和竞争能力状况，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上升成为了挑战中国低端产业链的重要产业因素，对企业增长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7]。为了排除内生性的影响以获得比较可靠的因果关系，我们选用企业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劳动力的工具变量（Min_wage）。2008年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了劳动者具有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劳动报酬。现有文献证明了最低工资标准会对企业的实际劳动力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由省地级政府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后制定和调整，外生于微观企业的增长。
表2报告了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我们控制了表1的所有控制变量，为简明起见，不予逐一列示。表2、3中的Controls表示所有控制变量）。从第1列的结果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回归中Min_wage的估计系数为0.836，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区域最低工资标准确实会影响到该地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恰当的。第2列报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lnwage的估计系数为0.369，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表1主要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之前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第3列以净利润的增长率为因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人力成本对企业增长的驱动作用在排除了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
4.4影响机制：技术创新的替代效应
我们通过实证检验了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为了在机制解释过程中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所有回归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表3报告了控制所有表2控制变量情况下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首先，我们引入企业年度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lnpatent）和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lnR&D）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来验证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否会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与能力。第（1）栏报告了以lnpatent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lnwage的系数为0.52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驱使企业加速技术进步过程，逐步实现内生性增长。第（2）栏以lnR&D作为因变量的解释变量，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为了验证替代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在第（3）～（6）栏的回归中分别加入了lnpatent与lnR&D作为对Total_growth或Net_growth回归的控制变量。对比表2中第（2）栏和表3中第（3）栏系数、显著性水平以及调整R2的差异，从而分析技术进步在劳动力成本提升推动企业的内生性增长中的贡献。表3第（3）栏加入lnpatent作为控制变量后和表2第（2）栏相比，lnwage系数由5%水平上显著变成了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调整R2大幅度提高（由0.031提到了0.038），统计上表明lnpatent对企业的增长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表3第（4）栏加入lnR&D作为控制变量后和表2第（2）栏相比，lnwage系数和显著性水平都明显降低。同样的，表3中以Net_growth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第（5）和第（6）栏）对比表2中第（3）栏，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整体而言，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上涨的趋势将驱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支撑未来发展。这为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在不否认劳动力素质提升重要作用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5结论与启示
本文为了验证“刘易斯拐点”时期我国企业是否会通过“倒逼”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通过罗默和卢卡斯提出的内生性增长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利用2001～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和与之匹配的4395个年份-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作为劳动力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控制了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如GDP，市场化指数等），企业特征因素以及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促使企业不断提升增长速度。我们对于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逻辑一致。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时期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面对短期成本压力的同时，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降低在客观上驱动产业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从微观层面讲，企业通过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压力，实现内生性增长；从宏观层面而言，企业个体的转型能够主导中国宏观产业经济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因此，验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及其路径，成为学术界、企业管理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首先，本文的结论支持罗默（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的贡献在于进一步阐明了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技术进步，同时提出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因素之中。本文既验证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而且对于机制的考察也验证了技术与劳动力的替代交互作用。其次，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研究为中国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新的证据。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把握当前技术迅猛发展的契机，逐渐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而言，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指引和规范，推动技术创新市场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公司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做出更为有效的指导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