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多向度探究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6-0019-05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与沿线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领域积极合作，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1]，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需求与职业院校的办学目标相契合。在职业院校伴随企业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地域、民族、科技、文化等冲击和融合。本研究旨在准确分析各种有关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分析多维视角、多方驱动、多元主体、多向发展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动因、主要模式和有效路径，实现职业院校自身办学与企业“走出去”需求的紧密配合。
一、多维视角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理论阐释
（一）政策引导视角下的协同理论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2]，具有统一性、实效性、目标性、规定性等特性，具体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类型。“一带一路”是国家从战略层面提出的对外开放与合作的重大计划，为实施好“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先后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一系列政策。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执行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两个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协同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协同关系强调：“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有序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3]一方面，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两个不同主体承担着不同的目标，两者之间尽管也存在着联系，但是在没有政策或是其他因素引导的情况下，这种联系是松散的、不成系统的。“一带一路”政策，促使两者把这种松散的、不成系统的无序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从而使两者有了共同的目标取向，职业院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而这也正是企业所需求的。另一方面，如果从职业院校的本质属性出发，其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而企业又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主力军，这也是两者之间协同的有序性体现。但是，事物的发展一般由内因和外因共同推动，从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是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引导下，职业院校和企业基于各自的属性，即为了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这一需求，而建立的一种具有一定结构、有序的协同关系。
（二）校企合作视角下的主体理论
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基本模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职业院校和企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4]，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和使命，职业院校需要输出技术技能人才到企业，同时也需要企业兼职教师、实践基地等的支持；而对于企业而言，需要职业院校培养能够胜任工作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及培训企业在岗员工，这就使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校企合作之中，关于学校占主导、还是企业占主导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热点问题。从拉康的主体理论来看，在校企合作中探讨哪一方作为“主体”，是一种“以自我为代表的想象秩序”[5]，并不能表达谁先谁后、谁优谁劣的话语。按照拉康对主体建构过程的划分，校企合作视角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校企合作的真实界。这一阶段，校企双方处于一种松散的、无结构的状态，双方对彼此合作的时间、目标、内容等还不明确，不能确定各自在合作中的身份地位，进而不能确定彼此的主体身份。其二，校企合作的想象界。校企双方通过彼此的接触，随着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延伸，合作内容的广度不断拓展，合作内容的深度不断推进，校企双方逐渐意识到合作对于彼此之间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形成了较为统一和完整的合作模式和路径。其三，校企合作的象征界。随着双方合作模式的固定，校企双方都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逐渐使自身主体化，以确保双方合作的长效性。
（三）全球化视角下的对外开放理论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在一系列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真正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对外全方位开放，是面向全世界。”[6]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继续秉承对外开放的理念并创新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认可。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职业院校办学国际化的延伸。全球化视角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包括三方面的内涵：第一，办学理念的国际化。职业院校的办学要立足国际视野，创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要注重企业“走出去”所在国家的地域、民族、语言、文化等知识的培养，以满足企业“走出去”对人才的需求。第二，办学场所的国际化。包括国内办学和国外办学，国内办学是指在国内举办的培养能够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国外办学是指在国外举办的有针对性地培养能为中国企业工作的外国学生。第三，办学方式国际化。包括独立办学和合作办学。独立办学是指由中国在国外独立举办的职业院校或由职业院校在国外开办的分校，举办方包括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办学是指由中外双方合作开办的职业院校，旨在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二、多方驱动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一）时代赋予职业院校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社会多样化、知识信息化等促使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不断突破；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缓慢发展和分化，深层次的金融危机不断显现，区域性国际组织为保护各自利益不断涌现。这对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首先，为企业培养培训国际通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院校办学的本质属性，培养人才的目标、规格、标准等要符合企业“走出去”的需要，这就需要职业院校根据当前国际技术变革、信息更新、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为企业“走出去”培养能够胜任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走出去”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效率。其次，面向世界传播民族文化。职业院校不仅承担着为企业“走出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责任，同时还承担着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习俗和发展理念的使命。职业院校通过直接招收外国留学生或间接通过培养在国外就业的学生，向企业“走出去”的国家传播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以利于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认同。最后，提升自我的办学质量和水平。职业院校不仅伴随企业“走出去”，还可以通过“引进来”，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吸纳世界优秀的技术和文化，来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水平。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一般规律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即一国的职业教育面向世界、博采各国职业教育之长，并将本国的职业教育理念、国际化活动以及与他国开展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融入职业院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功能中的趋势和过程[7]。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应该遵循以下三点基本规律：其一，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获得快速发展，在职业院校办学理念、模式、方法、质量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这为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自信和实践经验。其二，坚持培养和培训相结合。职业院校在伴随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为企业培养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国际通用型人才，同时也承担着为企业培训现有管理员工、技术员工、普通员工等任务，使他们具备国际理念、国际视野以及掌握国际规则、国际通用能力等，以胜任企业“走出去”的实际需求。其三，坚持质量和数量相结合。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要根据学校的办学基础、办学条件、办学资源等办学实力，有针对性地制定伴随企业“走出去”的计划和方案，合理控制伴随企业“走出去”的规模。
（三）企业创新发展理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急切需求
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8]，技术技能人才对于企业创新至关重要。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论及创新理论时曾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首次引入生产体系。”[9]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抑或是一个不曾涉及的领域，这就需要企业创新生产方式、进行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提供全新的服务、进行科学管理，而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技术技能人才，这也为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高精尖人才”的急切需求，企业“走出去”需要大批能够在产品研发、设计和创造等方面高效、精通、尖端的技术研发人员；二是对“专门型人才”的急切需求，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工作岗位分工越来越精细，这就需要职业院校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时，充分考虑企业具体工作岗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使学生“术业有专攻”；三是对“通用型人才”的急切需求，信息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表现为知识和技术更新快，对工作岗位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要求学生具有跨行业、跨部门、跨岗位的职业能力，这就需要职业院校为企业“走出去”培养“通用型人才”。
三、多元主体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模式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项目模式
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10]，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为适应现代国家管理职能的要求，依照民主和法制程序组成，采取现代组织形式和现代管理方式，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依法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行政机关。”[11]在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作为主导者，具有统筹性强、执行力强、资源整合能力强等优势。同时，作为“一带一路”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从宏观层面对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发挥引导作用毋庸置疑；具体到中观和微观层面，政府则可以通过项目模式予以引导，以利于国家重大战略的执行和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项目模式应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政府作为主导，主要负责政策制定和指导。政府作为“一带一路”政策的规划方、制定方和倡议方，负责面向职业院校和企业解释政策的制定缘由和施行目的。同时，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可由相关行政机构或社会组织，以“项目”的形式确立一批重大攻关或实施计划，由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承担，政府在这其中提供指导。第二，职业院校或企业作为项目的执行者，主要负责项目的顺利实施。虽然政府主导政策的制定和项目的确立，但是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项目的执行方，是项目实施的主体，应该按照项目的计划、目标和内容要求，完成项目的各项目标。第三，政府作为项目的验收方，在项目完成后，由政府主导、组织项目专家对职业院校和企业承担项目的效果进行验收和评价。
（二）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模式
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模式，是激活市场活力和保持企业生命力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一个完全开放或不完全开放的市场，采取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模式，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模式应充分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导向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要充分行使企业的这种主体责任，力争成为当地经济产业的中坚力量，并引?Ц?多的相关企业“走出去”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进而引导职业院校科学、合理地设置与产业相对应的专业、专业群和专业标准，以更好地服务企业“走出去”。其次，充分考虑企业的效益。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必须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盈利和长远发展，企业“走出去”必须遵循：“产品、服务、理念要体现不同地区人们的个性，尊重当地习俗。”[12]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伴随企业“走出去”时，充分考虑实现校企双方共赢，比如通过政府减免企业税收、政府对与职业院校合作的“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补助、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等。最后，充分发挥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企业作为一个创新的主体，具有大量的“能工巧匠”，这也为职业院校提供了优秀的兼职教师资源，通过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担任职业院校的兼职教师，可以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进而提高职业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 （三）以学校为主导的合作模式
当今社会，虽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合作仍然是主旋律。职业院校是企业“走出去”所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构建基于职业院校为主导的，并统筹政府指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模式，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最大化地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主动合作方式。职业院校主动寻求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求，并根据企业“走出去”的实际需求，厘定职业院校的办学目标和内容，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第二，被动合作方式。企业主动将“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人才、技术、服务等需求反馈给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作出相应行动，以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实际需求。第三，互动合作方式。职业院校在伴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按照计划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互动交流，以解决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第四，能动合作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学校为主导的合作模式”的最高境界，职业院校能根据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人才、技术等难题，实时进行跟踪，并根据掌握的信息进行动态调整，进而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作出能动反应并予以解决。
四、多向发展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一）构建基于横向发展的职教发展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导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和共享，这要求职业院校在伴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充分发挥不同职业院校、不同行业企业、不同社会机构和组织等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组建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为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提供更为优质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构建基于横向发展的职教发展共同体，可以采取以下三种途径和方式：一是构建区域职教发展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相关职业院校根据企业“走出去”的??际需求，由同一区域内不同职业院校或跨区域的不同职业院校，根据各自共同的目标，组建成立基于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区域职教发展共同体；二是构建国家职教发展共同体，由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综合考虑企业“走出去”的不同需求，统筹职业院校的办学实力和服务能力，成立国家职教发展共同体，有针对性地为企业“走出去”急需人才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提供急需人才；三是构建国际职教发展共同体，企业“走出去”中职业院校不仅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本土化”人才，同时也要利用企业“走出去”国家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培养企业“走出去”国家的“本地化”人才，这就需要中国的职业院校充分发挥自我优势和条件，积极与国外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构建国际职教发展共同体。
（二）拓宽面向纵向发展的职业院校新领域
“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需要改变传统的基于学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开放化、技术现代化等对职业院校办学提出的要求。同时，由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才的不足，不仅缺少懂外语、又比较熟悉当地法律和文化的项目管理和技术技能人才，更缺少工长一类的生产一线指挥人才以及能够承担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和指导的工程技术人才[13]。人才短缺迫切需要职业院校拓宽纵向发展的领域和覆盖面，以更好地服务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深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类型和标准等四个方面[14]。因此，适应企业“走出去”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要求，加强在专业对接产业、人才培养标准衔接职业能力、课程内容接轨国际标准等方面的改革，提高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人才培养的质量。其次，加强以企业为主的培训。职业院校要改变传统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围绕企业“走出去”的实际需求，通过校企共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有针对性地培训企业员工。最后，提高社会服务能力。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并不只是为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还承担着技术研发、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等重任，职业院校通过建立研发中心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技术难题，并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培训企业内外籍员工等机会传播民族文化，使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国外的环境，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认可度。
（三）探索立足综合发展的校企协同新方式
校企协同是一个包括校内、校际、校企、校所、校地及跨境合作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体系[15]，其本质是校企协同方式的创新，目的是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校企协同的方式、方法变革的过程，校企协同的最终目标促使双方在各个方面都得到综合发展。其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校企机制层面的协同，由校企双方根据各自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等，然后由学校单独组织师资力量、编制课程计划并实施教学，完成校企双方签订合作协定的约定；二是校企办学过程的协同，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课程、共同指导学生专业实践等；三是校企评价导向的协同，评价是对职业院校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能力达标与否的主要方式，由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