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政治动员理论的检验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5-12-30
选举之外的其他参与更能体现北京人的这种积极态度。当常规性的政治表达渠道被堵截后，北京人反而更积极寻求替代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例如，出于对中国政治运作规则的充分了解，北京人采取重要的争夺资源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借助于更高一级官僚的权力、建立与官僚之间的私人裙带关系（cronyism）以达到目的。史天健认为，北京人并非完全消极地等待体制的转变，而是积极参与政治过程以求得符合自身利益的改革，这是中国政治运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
作者进一步考察北京的政治参与的特征，发现在北京人的政治行为中，集体性政治表达相当有限，但是个人通过官方认可或默许渠道的政治表达却相当活跃。换句话说，体制有效地遏制了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却无法阻挡个人化的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理论只能部分解释有限的集体性政治表达的原因，却不能给出北京人为何活跃参与「低层次政治」的答案。在史天健看来，答案需要从独特的体制背景中寻求，作者的研究正是试图突破这一比较政治学的困境。
从系统理论角度看来，在一个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的影响弥散在从政治输入、政策制定、政治输出到反馈的政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政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政策制定的过程，在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或影响失败的情形之下，会转入政策执行阶段，这取决于具体的体制安排。一般说来，政治决策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律或文件，在西方主要靠法律。法律的最大特征是精确，严格规定了官僚在执行政策中的可为与不可为，运用法律作为政策载体，要求有独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和理性中立的官僚机构。当政策以法律的权威出现时，由于精确的规定，照章办事的官僚自由裁量和解释政策的空间极小，对于试图改变政策的政治参与者来说，必然会将其影响力转移到政策的其他过程；当博弈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法庭时，就变成了律师之间的较量，这也是试图影响政策结果的参与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直接选择违法的方式以获取资源，严厉的惩罚机制使得参与者对该渠道望而却步。因此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对于政策的影响必然集中到政策形成过程，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政治参与形式。
然而，中国更多的呈现出「文件政治」（见Guoguang Wu, "Documen-tary Politics: Hypotheses, Process, and Case Studies", in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 from Insiders）的特征。大量政府决策以文件形式出现。文件不同于法律，可以以非公开的方式运行，文件的语言也远不如法律精确，这就使得官员可以在极少受到社会力量挑战的情形下拥有相当大的解释政策的空间。同时由于司法机构缺乏真正的独立性，政策冲突的解释权实际掌握在权力部门的手中，这使参与者得以在政策执行阶段对之施加影响。而中国特有的单位体制安排，又使得这种影响可以以个人而非集体的方式展开。在中国，与公民相关的福利部分是由单位来决定，单位掌握着很大的资源分配权力，在单位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单位成员的个人逐利就成为一场「零和博弈」。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参与形式，因为理性的经济人显然不会聚合起来去影响集体政策，而是理性地选择以单个行动的形式去游说单位领导；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分配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加入这样的利益争夺几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公民参与政治不再要求具有理解政治运作、建构政治与私人生活的联系以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此类联系因为与个人私利直接相关而变得显而易见，且不论各自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因此，中国人可以而且必须更多地以个人形式参与到「低层次政治」中来。
该书通过对实证资料的剖析，表明当今中国政治参与，无论是形式、特征、所需的资源等都深深根植于现行体制之中，这也是作者反复强调切入分析中国政治参与的出发点。北京的政治参与远比想象中积极和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和矫正了西方的政治动员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解说。而且此项研究对当下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史天健研究的时空虽然是十余年前的北京，但其结论并未过时：如果国家力量不从私人生活领域中退出，如果没有一支中立、理性的官僚队伍出现，如果不松动单位体制对资源分配的控制，公民政治表达方式是很难摆脱传统主义进入现代法治体制运作模式的。进一步讲，经济改革并不能天然促成这些条件的形成，我们还是期待政治改革的同步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