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命题
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工农差别在当时有其合理的经济基础。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进。这个时期建设的城市，如“火车拖来的城市”玉门，再如攀枝花、六盘水、大庆等，大多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其实还是怕农民进城，民以食为天，没有人种地不行。后来粮食够吃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70%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近10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处于起飞的前夜。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的城市化运动，其直接结果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至少有一半人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将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城市化国家。这将是何等波澜壮阔、沧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于是乎，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成了市长们的必修课。对各级地方首脑来说，就好像昨天在长江里行船，突然一夜之间驶出长江口来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种昏眩的感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样培育航船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连串的天问，都是城市经营的题中之义。
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