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3）区域结构的调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对扩大内需战略影响最大的深层次因素之一。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实际上也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改善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要中央与地方政府一起上，有必要在新的战略发展周期内积极探索“地方发债、中央贴息”的方法。即允许地方政府发地方政府债，其中，对涉及全局战略的地方发展任务可采取地方发债中央财政贴息的办法给予支持。这种与区域发展战略、与资本市场密切结合的财政措施，实际上赋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积极”以新的含义。
（4）所有制结构的调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多元化。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偏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得还相当明显。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又有加大国有经济比重的趋势，所以，采取措施优化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就成为未来财政政策推行的重要内容。为此，要继续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增强政府执法的透明度，保护公平竞争，为民间投资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要打破各种垄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取消对民间投资竞争性行业的各种限制，特别是一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垄断现在已对外资开放的项目，更应向民间资本开放，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要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其发展壮大；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积极促进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同等的资金待遇，建立社会储蓄向民营企业投资转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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