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需扩张型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
三、投资的资本市场主导期与公共部门和公共财政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预算制约了中央财政政策的发挥。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国以来，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国民收入格局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也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需要集中财力建立工业体系，因此采取了“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这样便于国家集中财力物力以尽快的时间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这种集中的计划体制产生了不少的弊端，主要是无法有效地解决除中央政府外各经济主体的激励问题。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加深，国家的分配政策开始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这就使得银行存款增多，而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连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中的投资资金来源变为以银行资金为主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由于银行没有市场化，而经济制度中市场与政府的相对结构问题也没有理顺，国有银行实际上一直充当了“第二财政”的角色。作为过渡经济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与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在以个人为主的社会投资力量还不成熟，政府仍然必须作为投资主导角色，而政府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结构又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如此的安排是一种客观、必然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又必然由于激励与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私人部门投资效率的低下以及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间产品组合效率的扭曲。某些企业因在建设中“求洋”、“贪大”，陷入了严重的资不抵债的困境，这说明了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面临的艰巨任务。而银行系统大量呆帐、坏帐的产生也就成为自然的了。要化解银行资产负债状况严化所隐含着的巨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的推进来实现。大量的呆坏帐来源于经济的无效率，而微观经济的无效率又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从投融资体制的角度看，如何使投资主体具有良好的激励与约束，尽快使投资决策真正市场化，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中投资不足与消费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制度转型尚不彻底所引起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投资的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市场化进程，对企业与银行投资约束的由“软”趋“硬”，比如由各级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盈利状况提出标准等；而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积聚起来的个人资本由于现有直接融资体制的压抑，投资渠道尚不畅通。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银行超储借贷，国有企业投资动力不足，而许多风险性投资、高技术投资却无从进行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消费方面来看，也由于在住房、汽车等消费上长期采取了抑制性的政府政策导向有关，使得新消费热点难以生成。再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在投资与消费不足的同时，有一种商品却是远远地供不应求，这就是“资本品”。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游资汹涌，新股超额认购常在千倍以上，股市一再扩容，市盈率仍维持在40倍有余，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投资体制中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结构作一深刻的反思。事实已经表明，我国的投资体制正在向第三时期——资本市场主导期推进，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势，顺应这一趋势，强化改革力度，那么投资主体的激励与约束问题、银行风险问题、投资消费不足问题都是可以被很好地解决的。
既然逐步进入投资的资本市场主导期，扩大投资主要地应由资本市场来完成，那么财政政策是否就是无能为力的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只有直接投资一条途径来扩大内需，它也可以借助资本市场，通过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鼓励通过资本市场投资来间接地达到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而且在现实中，往往采用后一条途径能使经济更少扭曲，收到更好的效果。
首先，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发展告诉我们，财政学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它表明，财政活动的范围应该限制在公共品提供上，而私人品的提供应采取非公共提供的方式，否则将造成效率的扭曲。而在现实中，纯粹的公共品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兼有公共品性质与私人品性质的混合品。如果这种混合品的“拥挤性”严重，那它就偏于私人品的性质，应主要采用私人生产与私人提供的方式。在我国，由于公路、桥梁、电力等“拥挤”程度严重，因此往往更适合采用私人提供与私人生产的方式，再加之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方自然条件与利益格局差异很大，因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等方式采取“谁受益、谁投资”的策略是符合经济效率的理论原则的，在实践中也已被证明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这类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的公司也为数不少。因此，即使对于基础设施等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好，而采用私人提供的方式在实践中往往被证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其次，同样根据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对财政政策的认识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财政收支政策的范畴，事实上政府行为的经济侧面都可被描述为财政活动。在市场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产权明晰以及市场行为的交易——信息费用最小化。从投资体制的角度看，就是应保证各投资主体充分、平等的投资权利，并尽可能地减少交易——信息费用（包括因未束产权的不确定性而隐含的风险），从而使投资活动活跃起来。
四、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
上述分析表明，从广义的财政政策角度来看，借助于资本市场实施扩大内需的策略，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状况的一个选择，对于刺激经济的增长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1.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减少交易费用。从1997年我国预算收入项目税收的完成情况看，消费税、增值税、关税均与预算数额持平，国企所得税比预算短收61.72亿元； 而唯有证券交易印花税因股票市场活跃，完成202.16亿元，比预算超收162.16亿元。1997年提高印花税率后，此项税收收入明显减少，而且由于交投的清淡，一度影响了新股的发行速度。1998年我们有300亿额度的新股要发行， 还有更多的非上市公司在争取着跨入上市门槛，因此为保证让更多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来筹资，必须采取描施激活市场，而降低印花税率便是其中之一。在市场活跃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考虑逐步取消新股发行的额度控制。总之，要强化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2.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国曾一度对某些上市公司采取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以期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弊大于利。因为给上市公司以税收的优惠，相当于无偿给企业利润，而企业据此所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发生偏差，这是效率的扭曲。统一企业所得税，真正给上市公司压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同时，降低上市公司配股资格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的规定。这一规定是针对我国前几年的经济情况制定的，而现在，我国银行利率已下调多次，说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已经下降。那么，相应的上市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均高于10％才能配股的资格就没有道理不降下来。如果上市公司还是不能达到新的净资产收益率标准，那可以通过增发新股或发行企业债券的途径来筹资。总之，上述的建议只是鼓励企业作为投资的主体，由它通过资本市场去筹资。由谁投资更恰当归根到底是资源利用的比较成本问题，深入地讲是制度问题。
3.财政政策对企业之间的收购兼并给予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以鼓励企业间的产权流动。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日益显露其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如若不能促使现有资产存量流动，则社会经济资源的存量总体结构得不到调整，其总体效益必然是低下的，因为需大力发展的企业往往碰到生产要素短缺的桎梏。与此相反，大量的国有资产生产要素滞留在低效运行的企业中，造成了闲置和浪费，这种国有资产存量效率结构上的极不合理现象与市场经济下的资源合理流动背道而驰。这一矛盾不解决，忽视要素存量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仅存量个体效率提高大受阻碍，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也必然大受影响。而企业间根据经济原则进行的收购兼并，则是促使存量资产调整的最有效的途径，财政对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正是借助资本市场实施其扩张性政策的表现，也使企业产权主体得以明晰。
4.对某些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行业，财政政策应考虑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鼓励个人消费转移到这些行业中来。比如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扩大内需，而这必须依靠启动房地产市场，推广私人买车，以此来带动新一轮经济的增长。政府所能做的事就是禁止各级政府向买房或买车的人乱收费，乱收费不仅抑制了消费者买房买车的积极性，更糟糕的是它增加了政府官员寻租的空间。因为政府往往把乱收费得来的资金去进行公共投资，而不适当的公共提供就制造了寻租的机会。这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改善没有好处，对企业、个人也都是无益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把投资主体集中到私人手里。
5.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目标。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向个人倾斜，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情况却与此不相称，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企业结构的调整中，摩擦性失业是在所难免的，但因为这不是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过剩，而只是暂时性的结构失衡，因而是可以克服的。为解决好摩擦性失业问题，财政政策可以将多征的个人所得税一方面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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