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需扩张型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
我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特别是近几年来，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是，勿庸讳言，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疲软、失业下岗人员比例增加、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可能等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一旦经济衰退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经济中很多已经潜在的矛盾与隐患（如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等）就很有可能显性化，渐进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将受冲击。因此，尽管总量需求不足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治表”的问题，扩张总需求很可能会使一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进一步累积而带来不小的负面效应，但在当前这样的一种形势下，对总量予以有效的调控，适当启动宏观经济，又实在是一种急务，也就是“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发展来解决一些问题，和推迟一些问题的显性化，从而为“治市”（即着眼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相对宽松的环境。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的学者强调总量需求不足，有的则强调结构性矛盾。在我看来，总需求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并不是完全相排斥的，而是经济现象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在经济学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上，总需求不足往往是经济中深层次问题的一个表象，其背后包含着中观与微观层次上的丰富内容。比如，在中观的层次上，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可能存在着诸如新的消费势点难以产生，某些行业（如纺织、家电等）生产严重过剩，而有的行业又严重投入不足（如真正的高新技术行业）等结构性的问题；而更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中观层次上的产业结构失衡矛盾，归根结底又是由微观层的制度矛盾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制度、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都尚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如何使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趋近于一个有着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较小信息——交易费用的，能够有效实现要素流动和均衡配置的经济制度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对于宏观需求不足，一般可以考虑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解决。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商业化银行改革的势所必然，使得通过国有银行增贷来拉动总需求的可能性受到客观制约。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必然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凝聚，国有企业改革无法深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本次宏观调控中的作为。再从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看，它基本只能调控经济总量，对于我们上述的深层次矛盾的解决，效果也有限。而财政政策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它却不仅能达致经济问题的宏观层面，而且能够深入到中观和微观的层面，针对性较强。所以在我国目前经济中，结构性矛盾和制度矛盾都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来解决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成为一种顺乎逻辑的考虑。
二、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及其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要依靠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由中央政府增加对公共项目或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有无这种可能性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国1998年财政收支预算方案。1998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安排5309.19亿元， 比上年增长10.2％。中央对政总支出5769.19亿元，比上年增长7.2％。中央政收支相抵，赤字460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00亿元。1998年中央预算各主要收入项目的安排情况是：（1）各项税收4639.86亿元，此上年执行数增长9.9％。其中，国内消费税和增值税3413.36亿元，国有企业所得税386.34亿元，关税和进口产品消费税、增值税800亿元。（2）企业亏损补贴94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0.2％。1998 年中央预算各主要支出项目的安排情况是：（1）基本建设支出406.92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下降6.8％。（2）企业按潜改造资金45.83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30.6％。（3）科技三项费用124.5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2.6％。 （4）支援农业支出62.35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2％。（5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207.17亿元，此上年执行数增长12％。（6）国防支出909.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2.8％。（7）政策性补贴支出234.75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5.2％。
由预算方案可见，由于税收的刚性，1998年我国税收收入增幅有限，即经常性财政收入业已框定；而财政各项支出除基本建设外均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投资，势必只有扩大赤字规模，增长国债一途。但是，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来我国国债发行量急剧增长，国债依存度大幅上升，使得每年到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数迅速扩大，比如在今年业已通过的预算案中，新发国债用于还旧债和付息数就高达2348.6亿元，占今年计划发债数量的83.6％。长此以往，该问题将迅速演化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又一重大问题。尽管我们确实可以在改变国债的期限结构与利率结构上做一些文章，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总的来看，改进的可能有限；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对于发行公债来增加公共投资的利弊在理论上曾经有过代际转移说、税收替代说等来说明，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究竟是通过市场制度来配置好还是通过政府制度来配置好的比较成本问题。只是由于对于政府制度缺陷的重新认识，与据此认识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的结果，使得消灭赤字已成为欧美各国九十年代以来朝野政治力量的共识，美国已在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一片欢呼中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决算盈余，从而消灭了赤字；欧共体各国对此也已到出了紧迫的时刻表。而与此相关的是美国以及西欧诸国的主要依托市场制度的经济在技术创新潮流下展现出勃勃的生机。这恰恰又与深陷危机中的东南亚各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孰优孰劣，无庸分辩。实践提醒我们，对于提高国债依存度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从我国的情况看，“赤字无害论”始终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坚决取消了“硬赤字”，对于“软赤字”也承诺逐年予以压缩，在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方案中继续、明确指出要“压缩财政赤字”。这是一种符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良好选择。因为国债的理论千条万条，但通过增发国债来使得政府在经济总规模中控制更大的份额的做法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已经多年面临的公共生产与公共提供的实质是一样的，概而言之，就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激励问题，其二是信息问题。近些年的经济理论研究揭示出，政府并不能与经济人相比拟，社会福利函数（社会无差异曲线）很难确定，如何保证政府制度含有一种激励机制，去自动地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这正是市场经济观念与计划经济观念的根本分歧所在。况且，在当今世界的技术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了解社会上那么多个人的需求和商品的信息，政府始终面临着高昂的信息费用问题。由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以发债与扩大赤字来解决诸如宏观失衡等市场失灵问题的背后，同样面临着一个政府缺陷问题，我们必须比较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和一个不完善的政府，这种比较也就决定了赤字与国债规模的界限。
再从地方政府的预算安排情况看，收支不可能有太大的偏差。当然，如果要刺激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那也是很容易的。在现今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仍然是最具投资冲动的经济利益主体，它们完全可以通过许多预算外的手段，从银行、企业、社会等途径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投资资金来进行地区性的经济投资。但在这里，我们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利用是否能够较好地达到效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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