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与社会养老保险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13
(2)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拓展就业新领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村。据国情研究小组的《关于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报告揭示，2000年农村劳动人口为6.6亿，届时农村总劳动力需求仅为2.79亿，潜在失业人口为3.1亿（注：《杭州日报》1996年4月1日。），按劳动参与率85%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达2.82亿；另据《经济学消息报》报道，未来5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5年中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同期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尚有1600万人失业，“九五”末期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失业率就已达到5-8%（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5页。），因此现有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而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据国家民政部完成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显示，到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4.5%，按总人口12.76亿计，城市人口将有3.1亿；到2010年估计达13.96亿，城市人口比重为31.5%。可见，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力，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拓展就业新领域。这既是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提高农民自身养老能力，真正摒弃生育旧观念的前提，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趋利避害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有效的加以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创造出物质财富为人类所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有农民必须参加社会基本养老的义务要求和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积累的根本性源泉，有着拓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能。
(3)实行劳动预备制，提高就业效益，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据统计，目前我国15-24岁的青年中就业的比例正在降低，求学比例显著提高，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1995年为19.13%，1996年上升为20.5%（注：《我国15-24岁青年就业比例下降就学比例上升》《杭州日报》1997年4月7日。），1993年就业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6岁左右，比1990年提高1岁，比1978年提高5岁，在国外，一般发达国家由于大、中学在校人口比重大，所以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往往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通常是劳动人口就业率高，而总人口就业率低。两者的衡量结果可相差10个百分点之巨。当今中国基本上是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有趋于前者的倾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这种倾向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从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而中国仅为30%左右（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辉煌的20年（三）），《浙江日报》1998年9月25日。）的现状来看，这种变化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不同学历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除了在政策上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外，更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的必要。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未来3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期，到2016年将达到最高峰8.7亿人，到2030年，我国小、中、大学年龄段的学龄人口之和将在3亿以上。因此，对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实行劳动预备教育制度，是安置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化的必由之路，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个缓解就业矛盾的权宜之计，要把它作为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
(4)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 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健康寿命的延长有可能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分别与衰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直接成本是医疗费用，间接成本是退休金。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将资深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耗损浪费减少到最小程度；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自身养老的意识与能力，既可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助于建立起激励人们受教育的收入分配机制；四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五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1)实施人口战略，有效控制人口老龄化。
我国政府从1980年起实行“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这并非永久之计，若持续五六十年以上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带给我们的又将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年龄结构问题，目前客观上又有尽可能地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国内外相近人口预测表明，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达13亿，2010年为14亿，此时总生育率若达到并保持2.10的更替水平，则到2050年人口零增长时人口可达16亿左右。然而，在我国事实上的独生子女远末达到“普遍”程度。就此而言，超生的子女为父母时仍实行一胎率，既对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全必要，且具公平意义。若如此，2010年的更替水平就仍在2.00以下，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将会提前，人口峰值将低于16亿，而老少比则将有所抬高，养老负担率大致由1990年的1/7，提高到2000年的1/6，而2010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约1/4和1/3，这也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势必还要加快。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和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同时要我们去面对。如何制定下世纪人口发展战略，将是决定今后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应慎之又慎。
(2)抓紧有利时机提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根据中国目前的现实，要使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走出困境，最关键的措施除了扩大养老保险费的费基外，还必须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任何改革都有个时机的选择与成本的权衡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正面临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极好时机。因为与那些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相比，我国现在的成本是较低的，因而承担相应费用的能力也相对较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率仍然是较低的（见表1），依据“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至1994年底，全国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为1:5.1，可见，我国目前的赡养、养老负担均较轻；二是目前人们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高涨，多层次养老需求旺盛，自身养老意识普遍增强，这也将使合理负担社会养老费用成为可能。为此，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快地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成本降到最低。从理论上讲，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福利保障之一，是人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也体现为权益对等的一种分配关系；从制度的运行效果看，唯有实现了广覆盖，社会养老保险方能真正显示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从我国的国情分析，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1997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国农村86637万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4258万，占28%；15-64岁为56947万，占65.73%；65岁以上人口为5432万，占6.27%。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成年型后期阶段，到下世 纪初将进入老年型阶段（注：《我国农村人口年龄渐入老年型阶段》，《中国信息报》1998年4月1日。）。另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从我国目前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尚未全面覆盖的现状来看，为确保到本世纪末，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必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此基础上，须将覆盖面从城镇逐步向乡村延伸，无论是从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战略意义上讲，还是从目前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别和落实人口控制目标的政策需要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1996年中国财政年鉴》。
②刘炳杰：《对人口趋势与税收增长的战略思考》，《税务研究》1996年第5期。
③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④《第三产业：迎接第二次发展高潮》：《经济日报》1998年1月22日版。
⑤童欣：《老龄化与产业市场》《香港商报》，1998年12月26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