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3
三、"铁腕"政策与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
金圆券发行之初，各银行门前着实热闹了一番。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注：《大公报》（沪）1948年8月26日。）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注：《外交部周报》第89期，1948年9月。）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对这些资本家软硬兼施，劝说不灵就改为勒逼方式，甚至声称非打几个老虎不可。
蒋经国对他们一一召见，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81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注：《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页。）蒋经国对私逃外汇的资本家开刀问斩，以警效尤，如以私逃外汇罪，将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处以死刑；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逮捕入狱。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注：《大公报》（沪）1948年9月10日。）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8册，第1056-2页。）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注：同上， 第2322-2页。）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注：参见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第173页。）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注：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前揭书，第4 辑28册，第2322-2页。）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注：同上，第10161-1页。）由上可见，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不容乐观！
四、金圆券的急剧膨胀与崩溃
王云五对此"成绩"却欢呼雀跃，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9 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将于美国召开，由中国作轮值主席。王云五因未曾意识到币改后的潜在危机，决定暂离岗位，前往出席会议，并企图借此机会谋求贷款，作为币改后援。老友傅斯年曾劝阻他不要去，因为美国对于财金洽谈，只重专家意见，对非专家的王云五恐将冷淡。王却往意一决，置财部事务于不顾，于9 月20日率席德懋、宋子良等人飞往华盛顿，结果大失所望，然王氏10月9 日回国后仍硬称："美国朝野对继续贷款援助我国问题，极愿予以考虑。"（注：《大公报》（沪）1948年11月14日。）
恰在王云五赴美开会期间，金圆券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到9 月底已达12亿余元。待其返回国内，"已经显露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恶性膨胀。"（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1345页。）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1页。）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
台湾资深学者吴相湘对王云五出国颇有烦言，认为"金圆券发行之初的良好反应，并未预示中途不发生变化，更不保证最后完全成功。加以当时军事情势不佳，一旦剧变，必影响全局。王云五以发行新币主持人，理应坐镇首都，随时因应。不宜远赴万里外出席会议。这是一非常错误不能见谅国人的决定。"（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2期。）吴氏所言不无道理， 然将币改失败归至王云五出国一事，亦非公论。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948年9-10月，财政赤字达3.7亿余元，（注：据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计算，此后财政赤字更大，1948年12月达到22亿余元。另外应注意实际财政赤字比官方统计要多。）这些都要以多发票子来弥补。在此情况下，由谁理财，出国与否，金圆券都难逃贬值大厄运！
北京《新生报》社论指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3页。）但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注：《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扬子案对他的打击则是致命的。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爱美人不爱江山"，竟下令令小蒋手下留情。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蒋经国顿然间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行政院变通策略，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7册，第5页。沈云龙：《对金圆案应进一步追踪研究》，《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3期。）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264页。）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注：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6页。 ）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注：周一志：《上海金圆券之一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注：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中国近代金融史》， 中国金融版社1985年，第300页。）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64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注：《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页。）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05 页："一位评论员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第36 卷2期。）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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