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中“人人平等”的原则
这些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与美国宪法通过时的十八世纪末的技术、经济、政治环境有关。独立战争期间，北美的保（英）皇党（loyalists）站在英国军队一边，与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爱（美）国者”（patriots）互相攻击残杀。领导人是否忠于美国，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当时，由十三个殖民地脱胎而成的十三个州的州权意识强烈，各州自认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因而，本州或本州派出的领导人是否忠于本州，也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十三个殖民地之间交通与信息传通都极为不便，候选人对自己的宣传与大众媒体的报道在质与量上都极为有限，于是选民们对候选人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如果没有法律上的限制，选民们有可能误把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对美国不忠诚的人选上领导岗位。
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的政治、技术、经济、交通、信息传播环境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媒体报道与选举宣传的发展，使得关于候选人的情况能迅速、大量地传达于公众。今天的选民，有充分的条件对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忠诚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法律条文（如关于三十五岁的限制）来剥夺某些公民的候选资格，实际上也就限制了选民的选择权。在今天的条件下，这类限制显得不合理。但是，由于制度的惯性，这些显得不合理的限制继续存在于美国的法律条文中。
不过，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选举制度相比，美国法律中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并不严苛。在性别、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财产多寡、家庭出身、政治观点、政党党员身份、出生地域、本人“成分”、职业等等各个方面，美国法律对候选人资格没有任何限制。
关于年龄，美国法律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回顾美国历史，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是在任期间最年轻的总统。但他于1961年初宣誓就任时，也已43岁，已超过法定年龄八岁有余。看来，即使允许35 岁以下的人参与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经历与声望来赢得当选所需的选票。三十五岁的限制形同虚设。
此外，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政府职务一般不加任何年龄限制，只要年满十八岁（因而具有公民身份）即可。
关于居住地，美国法律只规定在美国领土上居住不满十四年的人不得担任总统，其实，即使允许这种人竞选，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地方人脉与政治基地来赢得当选所需的政治支持与财力资助。而且，美国法律对总统以外的任何政府部门的任何职务均未加任何类似的限制。
换言之，美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候选人资格的限制，由于本身比较宽松，因而未造成实际上的明显严重的不公。在现代的环境下，这些古老的限制更像是“多此一举”式的法律累赘，是选举制度中的一种比较能够忍受的弊病。
4.2人人胜机平等
但是，人人有权参与竞选，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的当选机会。
而人人平等的更为精确的含义是：所有合格公民的被选机会尽可能平等（人人当选机会平等）。
影响某人的当选机会的因素可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第二种因素是应有的因素，而第三种因素是不应有的因素。当不应有的第三种因素实际上成了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就形成了候选人当选机会不平等的状况。
以下我们详细讨论这三种因素。
第一种是“标准因素”，即理智、负责的选民应当以之为投票标准的那些因素。这种因素又可细分为两部分，一是候选人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二是该候选人用以实现自己的理念与主张的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候选人与候选人之间，理念、主张天差地别，能量、能力高低不一。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当选者的理念、主张最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的最长远利益，也希望当选者拥有最大的能量、能力来实行其理念、主张。换言之，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标准因素”时，我们不应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相反，我们希望结果不等，即在两项标准上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二种是“预测因素”。这种因素本身不应该成为理智、负责的选民投票的标准，但却可以被用以预测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
例如，一个候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本身不应该成为选民投票时取舍的标准，因为年纪、健康状况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政治能量与行政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百分之百对应的联系。古今中外的领导人中，有年轻而有为者，有年老而有为者，有年轻而昏庸者，有年老而昏庸者，有健康而有为者，有多病而有为者，有健康而昏庸者，亦有多病而昏庸者。但是，年龄、健康状况与理念、主张、能量、能力之间又具有相当大的关联，选民理应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并用这个预测帮助决定自己的投票。例如，对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候选人，选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其生活阅历太浅，对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群的利益与需求了解太少，因而其政策主张很少可能真正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决定投别人的票。对一个年过九旬、体弱多病的候选人，选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此人已没有精力来管理国家或地方的大事，而决定把票投给较为年轻、较为健康的候选人。
除了年龄、健康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因素，如候选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过去的经历，政绩，功勋，声誉，等等等等。我们称这些因素为“预测因素”。我们希望，任何一项预测因素都不应该成为决定某候选人当选与否的唯一因素，但所有的预测因素都应该被选民们充分利用来预测每一位候选人在标准因素上的表现，从而实现“ 知理民主”的理想境界：全体公民在充分、全面、平衡的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辩论、讨论、投票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理智地挑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人。 [32]
与关于“标准因素”的情形相仿，当不同的候选人拥有不同的“预测因素”时，我们不应企求他们的选举结果均等，而应期待结果不等，即期望在各项主要预测标准上总体表现最佳的候选人当选。
第三种是“无关因素”。在理想的状况下，这类因素不仅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选票的标准，而且不应该被用作预测的手段。例如，候选人个人财产的多寡，候选人的家族或支持者的财产的多寡，或他们投入选战的资金的多寡，等等，都不应该被选民用作决定投票的标准，也不应被选民用以预测候选人当选后的表现。但是，在各国的选举实践中，有些理应“无关”的因素却会影响（甚至是极大地影响）选举的实际结果。
例如，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政治家、候选人、学者、新闻界普遍认为，在美国的各级选举中，决定选战胜负的最大因素是资金。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政治的兴趣下降，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传统的、低费用的沟通手段如演讲会、政治集会等已失去了其昔日的效率。现代的选战必须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来进行。而这些手段，特别是威力强大的电视广告，制作与发布的费用都极为昂贵。于是，钱多的候选人由于拥有了有效的宣传手段而握有胜算，而没钱或钱少的候选人往往希望渺茫。[33]
这样，为了赢得下届选举，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历届总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以募款，利用职权去讨好富人和大公司，而用于政务与普通选民事务的时间反被挤占。为此，许多富有正义感与责任感的政治家们深表歉疚与屈辱。
这种状况在许多民众中间造成了美国政府是“富人政府”的印象，使得各级政府以至整个政权体系的正当度大打折扣。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麦肯（John McCain）和民主党人布莱德利（Bill Bradley）纷纷打出了改革美国选举制度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金钱政治而来。这两位候选人在2000年春两党党内的初选中分别获得第二位的选票，说明美国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已被相当多的选民所深恶痛绝。[34]
我们所说的“当选机会不平等”，就是特指这样的一种状况：理应靠边站的因素成了决定性因素。这种状况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打击了当选的领导人及政府的正当性，是在制定制度时应当尽力避免的。
除了金钱财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理应无关但事实上有关的“第三种”因素，如候选人的家族背景、家庭出生、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等。1960年，作为爱尔兰移民后裔，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打破了此前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教徒的不成文传统。美国政治中历来不太强调候选人家族出身的贵贱，各级政府领导人包括总统中不乏出身微贱者，最近的如克林顿总统就是一例。最近这二十年来，美国许多妇女、少数族裔的政治家赢得选举而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州州长、大州派出的联邦议员、大城市的市长。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当选机会平等这一方面，美国选举制度虽然存在缺点，但它在总的趋势上也是在不断地进步。
5.结语
“正当性”概念有两个中心内容：合法与合民意。本文试图厘清其中的“合民意”概念。本文提出，“合民意”的一个中心内容是“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票力平等，二是人人胜机平等。
把概念和标准尽量说清楚，只是建议主张性（normative and prescriptive）工作的第一步。概念与标准的价值只有在实际使用中才能显现出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使用这些概念与标准来分析衡量美国的选举制度。
注释：
[1]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2]赵心树：〈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并论正当、资格及其他〉，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0月26日上网：http： //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10/0110261012.htm.在此文基础上修改发展而成的〈“正当”、“资格”、“合法”概念的细释与冠名〉一文已被《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接受，将于近期发表。
[3]关于“概念细释”对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见StevenH.Chaffee：Explication，NewburyPark，CA： Sage，1991.
[4]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5]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 //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6]（朱熹注）：《论语集注·季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70页。
[7]《论语·卫灵公》。
[8]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载于傅庚生著：《杜诗散绎》，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第23页。
[9]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 //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0]陈浩注：《礼记·礼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20页。
[11]韩愈：《送孟东野序》，载于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第1版，第961页。
[12]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1330页。
[13]即551-47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 //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4]即372-289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网刊《世纪中国·观察与思考》，2001年1月12日，http： //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在此文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离开基督建公元〉一文已被（山东大学）《文史哲》接受发表。
[15]（朱熹注）：《论语集注·颜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53页。（朱熹注）：《孟子·离娄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65页。
[16]（朱熹注）：《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11页。
[17]冯友兰：〈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哲学研究》1961年第5期，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参见郑家栋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57－361页。
[18] Mary Beth Norton， David M. Katzman， Paul D. Escott， Howard P. Chudacoff， Thomas G. Paterson， William M. Tuttle， Jr.：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Ed.， Vol. II.： Since 186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4， pp. A7-A8.
[19] Daniel Roselle： A World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 Boston： Ginn and Companny， 1966， p. 317.
[20] Daniel Roselle： A World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 Boston： Ginn and Companny， 1966， p. 375.
[2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aratus Criticus by Peter Laslet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reprint with amendments， 1963）。 又见Daniel Roselle： A World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 Boston： Ginn and Companny， 1966， p. 375.
[22] Daniel Roselle： A World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 Boston： Ginn and Companny， 1966， pp. 399-400.
[23] 见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Dagger：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pp. 56-61.
[24] Daniel Roselle： A World History： A Cultural Approach， Boston： Ginn and Companny， 1966， pp. 404.
[25] 参见 David W. Abbott and James P. Levine： The Wrong Winner： The Coming Debacle in the Electoral College， New York： Praeger， 1991.
[26] 参见 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卢云中、张岱云译自英文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reprinted.
[27] 参见M. L. Balinski， Fair Representation： Meeting the Ideal of One Man， One Vot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又见 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Ed.）： One Woman， One Vote： Rediscovering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routdale， OR： NewSage Press， 1995.
[28] 见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icle I， Section 2
[29] 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 2001年第1期。
[30] 见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ndment XIV （1868）， Section 2.
[31] 见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icle II， Section 1.
[32]关于“知理的民主”这一概念，参见臧海群：〈决策、传播、中国——访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心树博士〉，载于复旦大学主编的《新闻大学》2001年秋季号，总第69期，第20-25页；网上版见http： //www.cjr.com.cn/gb/node2/node26108/node30205/node73134/userobject15ai73 2888.html.又见赵心树：〈知理的民主，还是盲情的媒主？〉载于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网上版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
[33]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34] 见Ronald Brownstein： “Stage Is Set for Tumultuous November Matchup. Both Candidates Face Challenges on Issues that Fueled McCain‘s and Bradley’s Insurgent Campaigns. （Bush， Gore Need to Tap Vast Pool of Centrist Voter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9， 2000 pA-1. 又见 Matea Gold： “Former Senator Tells Supporters That ‘Everything We Fought for Still Lives’ After Bruising Primary Battle with Gore. He Encourages Them to Back the Vice President. （Stressing Unity， Bradley Releases His Delegates）” ，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5， 2000， p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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