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种世俗化的实践理性——评熊彼特的民主观兼谈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14
五、竞争式民主观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道，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明确提了出来。[53]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政治文明”写进了宪法，强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进一步为它提供了宪法保障。[54]这些举措都是对我国以往政治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是立足中外政治思想深刻反思后作出的坚定选择。在其中，“民主政治”构成了政治文明的核心，并与“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相互依存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可以说，国家主导下的“民主化”军号已经吹响，步伐已经迈出。
但是，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如果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没有与时俱进，那么不科学的民主理论很可能导致民主实践走进误区。考虑到中国民主与当代西方民主具有同源性(都源自近代西方民主理论)，所以，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对竞争式民主的建构和论述，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认清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笔者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给我们带来了四点启示。
启示一：要将民主化进程与法治化进程相统一，特别要遵循法治规律。
熊彼特认为，民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采取“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或“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而极力反对在“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虽然熊彼特抹杀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但他强调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一思想可谓是真知灼见。否则民主的福祉未现，无政府主义或专制主义的弊病已尽显。这一点对于我们民主建设中一贯的“大民主”心态以及当下流行的“民本观”都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因为受卢梭的政治理论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就是直接通过群众自发的行为来冲击现有的秩序，通过全面夺权来捍卫政权的阶级属性；认为民主就是民众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管理，衡量民主程度的高低标准就是民众直接参与人数的多寡。这种民主方式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大民主”[55] 。1956年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深感有必要纠正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形成了直接诉诸民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保持党和政权的纯洁性、来清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大民主”思想 。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政治实践，基本上是“以‘大民主’开始却以不民主结束，再次印证了传统民主理论的内在缺陷。”[56] 1978年以来，我们虽然努力消除“大民主”的影响，但它“依旧顽固地遗留在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我们现在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提法和做法依旧带有深刻的‘大民主’烙印。”[57]
在当下的思想市场，古代儒家的“民本观”也颇为盛行。[58]有人认为，“民本思想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孟子的民贵君轻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包含着大平等的精神，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或者认为它包含了民主精神的种子，由此可以直接实现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化。”[59]实际上，“民本”和“民主”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民本思想是在不改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要求君主采取一些开明政策，它并没有包含民权、参与的意思。在民本思想中，君是主体，民是客体；重民的目的不是为了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君主的统治；它是一种伦理模式，而不是一个政体模式。简而言之，民主以法治为前提，而民本以人治为前提。
而“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60]在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民主”和“法治”是都是其追求的目标，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相互交织、不可分离的两条主线，必须将民主化进程与法治化进程相统一。就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特别要注意遵守法治规律。“法治规律”这一思想最早由袁曙宏教授提出。所谓法治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必须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61]法治规律对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一是要正确认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民主脱离了法治的轨道将导致灾难，而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也必须依赖法治的作用。二是要明确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大民主”是一种大众式民主，只适合于人口规模小、阶层分化不大的社会模式之中，全面适用于我国将会有很大局限性。而法治规律强调民主的最主要作用领域是“制定法律”，而要确保法律的制定能够真正体现民意，就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代议制民主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注重提高选举质量。三是要明确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大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对公民素质、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等社会条件要求比较高，要把它纳入法治的轨道运行，对我们当前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间接民主则进行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更大，可操作性更强。其实，直接民主并不比间接民主更高级，两者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所以，今后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应当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并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同步发展。
启示二：要将民主理想与民主运行两者相并重，特别要张扬程序正义。
古典民主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由谁统治”的问题，而熊彼特的竞争式民主更多关注的却是“如何选举谁来统治”问题。也就是笔者上述所言，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的是“实质正义”，而后者更注重的是“程序正义”，更重视对选举过程的安排，对相关程序的完善。熊彼特在古典民主面临的现实困境中，提出把民主仅仅作为一种“竞争领导权”的途径，极力反对将民主概念本身神圣化。这就寓示着：民主的未来必然是走向世俗化，是一个“去魅”的过程。
而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正好相反，恰似熊彼特所批评的那样，“民主”这个词 “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一个人所宝贵的所有一切的象征，成为他对他的国家所爱的任何东西的象征。”[62]受这种思想影响，各级党政在宣传民主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往往停留在“民主是人民意志的真正体现”、“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等许多无不正确却也无甚价值的空洞口号。而忽视了将民主的理想与民主的运行相并重，导致民主理想仅仅是“看起来很美”，民主实践并不是很成功。
因此，就当前民主政治建设而言，要特别注意张扬程序正义。原因有三：首先，程序化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民主体制的公正到民主的可操作性的过程。也就是说，使现实的个人能够切实地参与民主政治正在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这种个性化追求就表现为民主的程序化。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也提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问题。其次，程序民主先于实体民主。“从世界法制的发展来看，是先有程序法，然后才有实体法。也就是说，实体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程序规则中产生的，实体规则源于程序规则。这种规则产生的先后顺序也体现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63]最后，程序民主优于实体民主。一方面，程序民主可以弥补实体民主的不足，填补实体民主的某些空白和空缺。另一方面，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根本保障，因为“程序正义未必导致实体正义，而程序不正义必然导致实体不正义”。
程序正义对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一是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创建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扩大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以利益诱导而非空洞的说教引导百姓参与政治的行为。这也就是民主的世俗化过程。如果不是以 “百姓的利益”而是以“民主的神圣价值”来引导百姓的政治热情，那么很可能百姓在“个人利益”与“推进民主的责任感”之间选择前者，这也是“贿选”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本。[64]二是要推进行政法治化，把政府的权力和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利于人们的监督和自我保护。三是要强化民主制度，加强民主实践自身的规范化、程序化。一方面是要把民主决策扩展到适当的范围内，这主要是调整并清楚地界定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民主程序的规范化。“不规范的民主容易被操纵，当民主制度健全到一定程度时，民主才能有效抵抗和克服其它力量的干扰。”[65]
启示三：要将民主的普适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特别要考虑地域特点。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也就是说，他所界定的民主具有一种普适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同时，他又强调，民主实践的成功运作受制于许多的外在条件，这些外在条件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有一个政治家的社会阶层、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党制度、有一个比较高效的官僚队伍、选民的理性和自制等等。也就是说，民主的成功实践也受制于各国的具体国情。
各国地域性的差异决定了民主制度的差异。因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形成对社会制度的真正制约，因为是前者决定了利益在社会上的结构性分布，从而决定各种个人、各种社会集团在利益分享、资源竞逐等方面的机会与份额，也正是利益问题使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协变性。”[66]民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这种协变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民主理论简单地生搬硬套，生吞活剥。
影响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地域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选民的主体部分还是农村选民，而农村选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较大。农村选民大多教育水平较低，信息灵通程度不高，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不强。而且由于我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农民选民间的经济地位有很大差异，决定了他们对民主的热情也并不一致。二是社会阶层之间利益角逐开始从“经济市场”进入“政治市场”。随着经济的极大发展，私营业主阶层的兴起，纷纷要求立法反映其利益要求，积极参与民主政治。三是各种利益角逐的“政治市场”增多，但都不完善。如村民自治、人大代表选举、立法听证、行政听证等，为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提供了较多的途径，但实际运作的规则和违法后果并不健全。
地域特点对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一是要把握民主建设的渐进性。我国的选民主体是农民，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太快地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而对农民利益相关的、地域性很强的如村民自治范围的公共事务，则应当全面地实现直接选举。二是要完善从公民从“经济市场”到“政治市场”的进入规则。贿选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进入规则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的缺陷及其操作中的变形，以致一些不法之徒进入政治市场，并利用权力进一步扩大其利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要完善“政治市场”的运行规则。如听证制度是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重要方式，是直接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有利于弥补间接民主的有些缺陷。但目前关于听证制度大多没有规定案卷排他性原则，使听证往往流于形式。[67]
启示四：要将建设民主制度与培育民主自制相互动，特别要提高实践理性。
为保障民主的成功实践，熊彼特认为要两个方面并进：一方面，要加强民主运行的制度建设。他强调要将多数代表制原则贯彻到国家政治机器的结构和运行的各个环节之中，如投票、首相、内阁和议会都应当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另一方面，他更加突出培育一种“民主自制”能力的重要性。他强调的“民主自制”要求选民、政治家、反对党、各种利益集团都要有一定的理性，对他们各自在政治领域的分工予以尊重，对各自的意见分歧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只有这样才能抵制非法利益的诱惑，防止政治中的欺诈，并避免因意见的分歧和冲突而在民主体制外寻求非理性的解决途径。
这实际上就是一定程度的妥协，是一种着眼于未来和谐发展的实践理性，这一点应当是民主运行的底线。因为，“只有所有起作用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不但一致地忠于国家，而且一致地忠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原则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其有利条件”。[68]但“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必要的民主自制，显然需要某种类型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性。”[69]这两者都不是依赖民主方法本身就能够产生的，因此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加强对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民主意识的培育和提高。所以，只有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自制双头并进、互推互动、协调发展，共同致力于培养和提高民主运行中的实践理性，才可能有民主的成功实践。
目前的民主实践中，缺乏民主自制和实践理性的问题非常突出。如，选举过程中上级官员“吹风”和“打招呼”；选民对选举表现冷漠，轻易地被贿选；代表把选举当作“走过场”，成为只享荣誉不尽责任的“哑巴代表”、“举手代表”和“老好人代表”。这些都表明他们没有对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职业予以应有的尊重。再如2004年4月1日，湖南省益阳市市委以《益阳日报》为选票对各级政府进行群众评议，许多职能部门因害怕不良评议结果而私自扣留用户的报纸，从而引发社会震荡。[70]这一事件更是突出地体现出有些政府部门缺乏一种最低程度的民主自制和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要使人民认识到自己作为政治领域中某一角色的责任，积极并能够充分地参与民主过程，并对政治决定的作出发挥实在的、看得见的影响。二是要培育一种社会团结和宽容、并对民主充满信心的社会心理。要破除对民主的乌托邦梦想，既要看到民主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民主的局限性，以科学的发展观来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致力于以民主的方法和途径来构筑一个和谐社会。三是要不断地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和领域。决不能因当前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因噎废食、踯躅不前。人必须在泡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同理，人民也必须在民主的实际运行中才能认识民主的价值，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才能培育出民主的实践理性。
笔者认为，这四点启示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我国民主化的根本性质，并指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进方向。即：我国目前的民主化是一个促使民主理论从政治化到法治化、从神圣化到世俗化的过程；我国下一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致力于实现从重普适性到重地域性、从重价值性到重实践性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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