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差异的诠释学维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7
通过上面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诠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却更能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真实。道理很简单，邓小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无论是从感性的层面还是从理性的层面来讲，都比毛泽东具有更广的接受视阈。这种多重视阈有助于邓小平在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有更多的比较和选择，从而产生新的视阈融合。
三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受视阈”或曰“前见”对他们在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时发生差异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根据哲学诠释学“视阈融合”的观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都有合理性。“视阈融合”认为，诠释者与诠释文本各有不同的视阈，而理解的过程正是两种视阈不断调整和不断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过程无论是对诠释者，还是对经典文本而言，都将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都有合理性。
既然是两种不同视阈的融合，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当下视阈是怎样一种状况。毛泽东时代，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站了压倒的优势”（321页），就是对此形势的概括。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几度使对抗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从合作走向论战、对抗，使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更加严峻。1970年5月，毛泽东还讲；“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9]（584页）在这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即使是70年代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对立，使得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威胁抱有很深的戒备心理。
应该说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0]（1325页）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43页）并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从“做生意”扩展到了“向外国学习”这个更广泛的领域。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他又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坚持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把立足点放在自己一边，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这不能以附加任何不公正的条件为代价。
理论的接受与实际的行为毕竟是不同的。鉴于毛泽东接受视阈中的国际环境与个人的因素的影响，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具体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重视不够，在实际中过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忽视了两者在经济上的统一与互补，对资本主义缺乏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科学分析，因此，在实践上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以至于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接受视阈显然有很多不同。他在法国勤工俭学6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感性认识使得他在接受视阈上更能切近马恩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他在第二次复出后又出访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发达的经济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在他重登历史舞台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时候，时代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二战以来冷战局面的结束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促使各国之间努力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这给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这就是邓小平面临的局势，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制度方面有本质不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社会主义制度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要获得迅速发展，要赶上世界的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3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330页）。邓小平接受和诠释的当下视阈，使他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能够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他第二次复出后就提出，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不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须善于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要以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0年，他正式使用“对外开放”的表述。1985年，邓小平在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16页）可见，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质：在迅猛发展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世界全局观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同属改革开放的世界，二者在改革开放中竞争、渗透、共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应当实行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必须使自己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
总而言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当下视阈使他们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时，体现出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一种视阈融合。
四
理解和诠释无法避开历史性，但是历史并不是静态的一堆历史事实，正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从实际效果史的角度立言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不能不充分考虑他们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于中国建设的实际效果。虽然，就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解而言，仍然具有合理性，但当其将此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其效果却并未能达到毛泽东的预期目标，比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把革命的原义和转义混为一谈，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去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理论上是错误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也使天下大乱，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12]（34页）站在诠释学的立场来看，产生误读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正读”。相较而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从其实际效果而言，其对社会主义的诸多认识，显然更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也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际准。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成就证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有真理性。也正是从实际效果史的立场出发，我们既不回避毛泽东晚年造成的失误甚至错误，但更要肯定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要不然，我们会完全走到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去，变成没有是非的价值评判。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逐渐深化的，它表现为一个真理的发展过程。绝对真理性的认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不受着当时实践条件的制约，只能达到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程度。我们不能要求前人给我们提供今天实践发展所要求的理论，正如我们无法为后人提供终极真理一样，但每一代人都必然会承担起时代赋予他们的理论任务，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前进。
通过上面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异，我们既从诠释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做出了合理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它远没有终结。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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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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