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7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毛泽东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毛泽东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毛泽东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毛泽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