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6
二、人口控制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在户籍管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１、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登记与核查，这是户籍管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东观汉记》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间的记载也的确基本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众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贾公彦疏：“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ｂù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褒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案比造籍”之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计者，计簿也。”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遣使奉计”李贤注：“计，谓庶人名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真浏览一下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所以，如果说东汉时代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则毫无问题，但若放之于西汉，则不免让人质疑。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八月，初为算赋。”但这里看不出案比的意思，所以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查检西汉时代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班固《东都赋》：“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淮南子·时则》“三月官乡”，高诱注曰：“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官有官府、官舍之意。《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这样，“官乡”就可解释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原因是三月料民户口。我们可以认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间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比方法概有二种：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登记，验视地点在户曹。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户曹，民所群聚也。”《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颂，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所以下面接着写道：“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２．脱籍与迁徙的禁限。
脱籍者，也就是所谓无名数者。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甚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就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窥见一斑。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夅]（癃）不审，曲、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遷字去辶]（迁）之。”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须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史记·商君列传》亦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从后世的《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可反馈出汉户律的大概：“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厩、兴、户三篇，为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户律。北齐以婚事附之，名为户婚律。隋唐循而不改。”唐律明文规定：农民不得随意脱籍，有脱籍者，家长代过，《唐律疏议·户婚律》：“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汉代的规定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制止农民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汉书补注》引刘敝言：“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方官吏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因此，汉代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许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梁统曾称：“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⑧］这里的“豪杰犯禁”，主要就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所以武帝要以首匿之科，严惩隐匿。“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实际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可见，使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构成了知从之罪。
当然，汉王朝也并不是不许人口流动，只要经过批准，手续齐备，还是可以迁徙与外出周游的。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 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 （简背面）放行 五０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徙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须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当然，政府特别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经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认为就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恰当。
３、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则是在商鞅时代，《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代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则、规定。如《傅律》中规定：如果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惩罚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更加严密地把它与户籍管理扣在了一起，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则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并且认为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处罚，后者对农民的影响尤其巨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相监官。”这里，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规范、道德等等，都为恶事。对恶事，有刑事处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盐铁论·申韩》亦云：“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此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主要内容就是什伍之内，若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这样就出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况，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控制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对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政府对于农村人口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控制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人口与土地控制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阶段可以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其分界线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与之相应，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两汉农民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中唐以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特别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之后，更是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被政府严密控制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当然，这里的较高，只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后世农民虽然逐渐被解除了一些政府直接控制的枷锁，但较之两汉农民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与地位，这恐怕就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吧，我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错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