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西藏。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西藏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发布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台湾，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台湾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台湾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民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 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新疆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乌鲁木齐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南疆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南疆是新疆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南疆。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乌鲁木齐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新疆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移民的资金状况对边疆各地区经济开发的速度、效果影响甚钜。总起来说，贫苦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不过在台湾地区的移民中，有资金者所占比重较诸边疆其它地区要高一些，而且所发挥的作用也要大一些。东北地区的移民起初都几乎一文莫名，逃荒型和谋生型移民居多。史载，张作霖的曾祖张永贵本系直隶河间府大城人，于道光年间“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注：静庵《张作霖一生的历史》，《时新报》1978年6月1日。）又如，武百祥本系河北省乐亭县何新庄人，因家穷念不起书，十三岁时(1892年)跟随舅父跑关东，在宽城子（长春）一家杂货店做了七年的伙计。该店后遭战祸而倒闭，而哈尔滨当时因沙俄开始修东满铁路而逐渐兴起，许多破产农民、小商贩和生活无着落的人都涌向哈尔滨以求发财。武百祥与一个叫苗二磕巴的人相识，苗说他在哈尔滨有位朋友能帮助办到赌局许可证，武百祥便随身带了一些袜子、腿带等与此人一同步行来哈，住在同发街一家小店等苗二磕巴联系设赌局，因无事遂在住店门前摆地摊，出卖随身所带的货物，不久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去长春背回一些小百货摆摊出售。哈尔滨当时时兴怀表，但缺乏表链，武百祥在一家法商表行发现新到了大宗表链，将其全部一次买到，垄断了哈尔滨的表链市场，大获其利。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冬，有些从京奉铁路北来的旅客戴着英式皮帽，人们都对此十分喜爱，却苦于当地无货源，武百祥自己买缝纫机照原样仿做，自产自销，又一次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武百祥成了哈尔滨同记商场的创始人。张永贵、武百祥可以说是东北移民的典型，他们在闯关东时都是身外无长物的赤贫者。的确，内蒙、新疆地区有一些殷富的商业移民，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把经营所获的资金通过山西帮票号汇往内地，反而出现资金逆流的回程效应，无助于已开发地区与待开发地区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缩小。台湾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拥有资本而雄心勃勃的“有力者”来到台湾，如在南部则向官府请领垦地，如在北部则与先住民商让垦地，始则自投资本，自行开垦，占地既广乃另招农民扩大再垦范围，结果成了名为垦户的豪族。诸如彰化有施世榜、杨志申，新竹有王世杰，台中有吴洛、张振万、林成祖，台北有林平侯，淡水有胡倬猷、姜秀銮、周邦正，他们“内有数百甲之土地，外则代表几百千之农民”，“其势隆隆，隐然有如小诸侯。”正是这样，除了有少数的例外，台湾豪族控制之风，更甚于大陆。台湾移民中这一部分来自大陆较有资力的冒险人物成了拓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民间经济主体比较发达，所以台湾经济开发在有清一代遥遥领先于其它边疆各地区。海南岛与台湾同是我国两大岛屿，称为我国东南双目，但清代海南岛经济开发却远逊于台湾，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错综复杂，移民的资金状况不同即是其中之一。有清一代，海南岛移民达二百一十多万，比明代几乎增加四倍，平均每年都有近万人从大陆入居，然而海南移民自明朝末年以后绝大多数都没有资产，他们在农业上只要是自耕农，就已感到相当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每户耕地面积愈发细分，琼山、文昌、儋州、安定、澄迈、乐会、万州等州县的耕地过去保持着余裕的局面，而到清后期则接近不能再分的界限，因此海南岛的经济开发便陷入一种类稳定均衡状态而不能自拔，发展比较缓慢。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边疆移民在开发过程的资金供求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平衡态势，必然会衍生出边疆开发结局的差异性。我们并不是说台湾地区的开发中不存在资金饥渴症，只是说它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程度要轻微一些。台湾地区的土地开发之所以拓垦一片成功一片，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发之所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比较严重，原因即在于内蒙地区移民对土地投资不足，耕垦多而培壅少，结果在地力耗尽后不得不加以放弃而转到其它地方，台湾地区则土壤肥沃，资金供应也相对充沛，以此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发成效比内蒙较为显著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昭示我们：边疆移民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越小，开发效率越佳，反之则不仅开发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导致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短期行为。
边疆移民在各地区达到高潮的时点不一，边疆各地区经济成长的成熟性处于不同阶段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北和台湾的经济在清代已经被启动起来。由于汉族移民在台湾开拓时间短，台湾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都属于不断拓殖的移民社会，后来经过“内地化”运动的社会转型，便逐步发展成为与闽粤社会十分相似的土著社会，使台湾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明确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大约在1860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了定居社会。在这时，居民已经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超过了同一祖籍的地缘关系，“分类械斗”趋于减少，社会相对安定，大陆上的士绅阶层、科举制度、文化思想等等相继移植过来，文风兴起，由筚路蓝缕、草莽习气甚重的移民社会向文治社会变迁。以丘逢甲为例，其家系客家人，远祖原居于河南卫辉府封丘县，辗转迁徙到粤东。到乾隆中叶，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第十八世祖）偕同镇平县的一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向台湾迁移。丘仕俊迁台后，因台湾西部沿海平地大都有早期来台的福建漳、泉先民居住，便到接近山胞的内地半山区谋生，在旧属彰化的一个叫东势角的地方（今台中县东势镇）落脚。丘仕俊武艺高强，在此地辛勤拓殖，并设馆授徒，教习武艺，经过两代人的垦殖经营，丘家拥有的田产渐增，家境日裕，终于在此地站稳了脚跟。从迁台的第三代起，丘家子弟才有转向文事者。丘逢甲幼年习文、后来抵抗日军侵台，这一切都反映了台湾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后文风兴起、移民后裔转化为土著居民后对当地认同感增强的社会变迁。东北移民的高潮出现于清末，到清朝灭亡时仍方兴未艾，所以东北移民社会到清末仍未彻底完成其向土著化的社会转型，不过这种社会转型的运动由来已久，因此其移民社会成熟的程度也高于内蒙和新疆。一方面，清后期东北马贼、土匪盛行，反映着以流动性、不稳定性为特征的边疆移民社会土著化过程尚未完全终结；另一方面，东北社会模式中特殊的“边疆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淡化，由封建边疆开发的移民社会适应态向传统封建社会正常态变迁的运动趋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其它地区的移民社会在清末均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土著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