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3
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即如毛泽东概括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页。）国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社会人口压力问题。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在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成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一书的模式，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数量增加了7-9倍，而农业产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艾尔温(Elvin,Mark)又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概念。他认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却逐步下降，亦即吉尔兹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注：Elvin,Mark,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85-316.）。80年代以来，黄宗智在其有关两部著作及前揭长篇论文中，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黄氏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黄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一，技术农作物的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谈到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时指出：“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而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页。）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中叶以来，华北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大体而言，19世纪一直没有超出5亩，20世纪以后在4亩以下，三四十年代仅3亩略多（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清末以来，各类技术农作物，包括棉花、蚕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罂粟在华北农村确是较为普遍地种植起来，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专门生产区域，其中棉花的种植更为突出。清末，直隶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县、博野、满城、蠡县、祁州、磁州、滦州、武清、平谷、南宫、卢龙、正定、赞皇、无极、邯郸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山东“从前每年要从上海输入三万担至五万担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在一万五千担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万担以上。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山东棉花生产的前途。”（注：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辑，三联书店，1957年，424页。）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东道属，虽有少数栽培，惟彼时民智闭塞，交通不便，收获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此时适当欧战，棉花需要特巨，市价极昂，农民植棉颇可获利，故民九，棉田面积复增至五十余万亩。”（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41编，7章。）“汴省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1916年，华北四省棉花产量即达4655市担（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3-204页表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种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术农作物的种植也在逐渐扩大（注：此类资料可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和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除受到人口与耕地比例日趋紧张的驱使外，技术农作物的发展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124页。）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第三，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在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缩小的情况下，以各种副业的收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的普遍现象。在种类各异的副业生产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家庭纺织业。无可讳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下，随着大量洋纱洋布的输入，华北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处在不断的瓦解过程中，但自然经济顽强的抵御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家庭纺织业的解体在华北地区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家庭纺织业的收入仍是华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注：有关资料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除家庭纺织业外，养蚕、制铁、织席、制酒、造纸、榨油等家庭副业也程度不同地在华北各地农村存在，制草帽缏便是华北各地较普遍的一种，农民的收入也颇为可观。英文《中华年鉴》载：“烟台于一八六二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当时，就发现了以麦草编成作草帽用的草缏，为山东北部中国人的一项非常特出的副业，因为这里栽种小麦，麦草产量丰富……这个副业在国外市场刺激下，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而且是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副业还推广到邻省直隶和山西，事实上凡是种小麦的地方都编织草缏。”（注：英文《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 1926年，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246页。）一则反映山西潞城县情况的材料更为具体：“制造草帽缏，敝处本系妇女之业，男子为之者盖寡，不过东北乡百余村。而约计此百余村之妇女，亦只两万余人。巧者岁取十余两，拙者岁取数两，总计不下三十余万两。夫职此业之妇女，岂尝舍缝纫井臼而不操乎？第以缝纫井臼之余工，即能岁入如许之银，不为不多矣。”（注：《山西农务公牍》卷3，光绪二十九年。）可以断言，各类家庭副业生产收入是华北农民全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者将人口压力提高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认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黄宗智先生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模式也给国内学界以诸多启发。然而，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上。我以为，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生产力而言，上举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家庭副业各方面，都应视为发展才是。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进化，学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