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与中西文化
三 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实际绩效
中国传统的“价值优先型”道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常会抱着一种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捷径”心态，采取一种合而为用、民族化的手法，很少会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很少会考虑外来文化的引进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用，而只是根据固有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对其进行简单评判。然而，一项经济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绩效，却是由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是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的合力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它又同思想上的拜上帝教教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时曾经指出：“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12](p421)太平天国领导人正是借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将灾难深重的农民团结了起来。他们借助小生产者长期以来的压抑、不满和反抗情绪，通过引入一种全新的信仰来重塑了饥寒交迫的农民大众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确信，跟着天父的儿子打江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传统农民起义对于宗教的依赖和共同思想信念的渴求。更为主要的是，洪秀全等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了上帝的含义，这不仅适应了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且降低了文化引入过程中的“时滞”和交易成本。他们通过非经济的精神激励使农民确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13](p70)“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7](p481)从而使拜上帝教很快便深入了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帝”所有制所可能产生的“外部经济”现象，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具有了客观上的可行性。在实践中，这些制度不仅可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对敌战争，而且也在组织上保证了太平军内部的纪律严明和政治廉洁，增强了其战斗力，从而使太平军能够在金田起义后，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定都南京。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的系统经济政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然而，太平天国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是通过其独特的非物质的刺激结构和激励机制实现的，它隐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①他们通过将基督教教义最大限度的中国化，借助精神激励的手段，掩盖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内容，维持了一种暂时的制度均衡。太平天国领导者总是在军事斗争最为艰苦最为关键的时刻通过加大精神投入，甚至答应在未来给予将士们现实物质利益的许诺来激励士气。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精神激励的过程也是太平天国重新阐释上帝和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对精神刺激的完全依赖和物质刺激的废置会逐渐降低精神激励的边际效用，②从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会逐步发生偏离。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的反清军事激情逐渐减弱，而对个人权力、地位和威望的追求却与日俱增，这就表现为统治者的思想行为与下层民众的逐渐背离，皇上帝也日益变成了少数人扩充特权的工具。在现实中，严格的等级制逐渐否定了先前较平等的主张，独断专行逐步替代了“集体议事”，上层统治者骄傲专横、滥施权威、奢侈腐化的倾向日益严重，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兄弟情谊，逐步变成了“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的宗派斗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既无法兑现先前它为民众们所许下的许多承诺，又不能制止其“儿子们”之间的相互残杀，小天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太平天国领导人所信赖和颂扬的“洋兄弟”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反而送来了邪恶的毒品。他们不仅抨击“天朝”的宗教，而且蔑视天国的法律，甚至还用武力干涉太平天国所要进行的神圣伟业。当有违于广大民众的合乎道义准则的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长时期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人们理所当然会对其信仰产生怀疑。
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背离，道德准则与苍白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思想信仰上的动摇和混乱，不仅会使具有特定道德偏好的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精神激励处于无效状态，而且也会使“价值优先” 和强烈道德认同意识的广大民众对以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不再认为理所当然，而是对其合理性产生了严重质疑。这就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领导人重新界定产权，优化政策设置，进行正式制度建设和创新，以建立新的激励机制。通过满足广大民众对物质利益的渴求来挽救信仰上的危机，重新实现制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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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领导人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道德偏好路径，由于他们对于精神激励方式的边际评价较高，从而将会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于道德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然而，遵守道德规范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由于文化上的摩擦冲突或者物质利益方面的原因出现道德偏差，其边际收益急剧下降之时，他们花费在道德建设方面的成本将不易于改变。
② 太平天国精神激励的边际效用下降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太平天国领导者连续地进行精神宣传、追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这会使其服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摩擦和冲突的逐渐加深，一旦广大民众对其信仰产生怀疑，出现信任危机，继续追加精神投入所能取得的效用将会急剧下降，甚至会处于无效状态。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因素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紧密关系。我们下文着重探讨地是影响其效用的后一方面的因素，但应该注意地是前者也一直在起作用。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产生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制度层面的失衡。天京事件之后，洪秀全继续加强宣传自己“受命于天”的故事，并在此后颁发的一系列文件和诏书中继续论证自己是“圣主当阳”、奉天救世、“奉天诛妖”，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然而，诚如林毅夫所指出的，“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14](p381)但是太平天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却正相反，文化上的冲突、信仰上的动摇使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相当昂贵，其边际效用却极为低下，太平天国所赖以依恃的精神激励所能产生的作用已经相当微弱。因此，太平天国后期所进行的宗教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英国人呤喇观察到的现实是：“天王尽力于宗教，不问政事……这些新任官员多半既没有以前首领的那种爱国精神，又没有以前首领的那种宗教热诚。这些人全部怀着自私自利的动机，虽然其中也不乏勇敢的军人，可是他们一旦发现英国的敌对行为于已不利，就毫不犹疑地叛国投敌，见利而趋。”[10](p554～555)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后期在经济建制上又近乎无所作为。他们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政策建设，以加强物质激励力度，而只是被动地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或者仅仅对在事实上已经变迁了的政策予以默认。许多地方政策的设置和执行完全依赖于军事将领们的能力和偏好。虽然在洪仁芾沓僦保岢隽艘桓鲎时局饕迨窖闹喂铰裕酝贾匦陆缍ê捅；げǎ愿锍教旃媪俚闹疃啾渍５捎谡庖环铰灾皇窃凇爸刑逦饔谩钡脑蚧∩希栽诵杏谖鞣阶时局饕骞医衔墒斓恼呓辛思虻ヒ浦玻虼似渲贫劝才潘瓒ǖ哪勘暧爰榷ǖ闹贫纫挪嗬虢显叮缀土喜睢＝现凇短斐锬吨贫取返目障肷识裕蹲收缕酚泄薏患埃槿始咚岢龅男矶嗾叻秸氩唤霾荒芪愦竺裰谔峁┲苯拥木美妫乙膊环现泄车牡赖录壑倒勰睢Ｏ嘤Φ兀任薹ㄈ〉锰教旃骷豆倮舻娜贤膊荒艿玫焦愦竺裰诘男爬怠：槿诗本人也不得不表示：“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之后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之后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15](p524)许多政策的提出仅仅是“为后之福”，为将来的推行准备条件。事实上，洪仁岢龅男矶嗑谜叩桨敫鍪兰鸵院螅踔恋剿镏猩绞贝嘉薹ü岢故凳Ｒ虼耍凹幢闶抢砺墼蛞丫缍ǖ摹硐搿贫龋肟瞬斡胝呙羌壑等∠虻男睦砣贤贫茸灰不嵋蚴敝凸せ蛳嘤Φ爻杀竟叨岩允迪帧！盵16](p74)意识形态的缺憾，经济建制上的无所作为，残酷而严峻的战争环境，使太平天国的统治陷入了深刻危机。洪秀全甚至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采用滥封爵赏的办法进行激励，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其统治危机。
根据现代经济学观点：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体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几种。[14](p397～400)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是以上几种基本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演进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刚性则尤为突出。罗兹曼等人指出：“中国之所以没能在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获得更彻底的改革，部分原因似乎就在于人们普遍不愿意完全抛弃古老的道理，而是趋向于对这些道理作部分的重新界定。”[17](p65)对于清王朝是如此，对于太平天国也是这样。文化属于“内在”的制度范畴，其演进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一般而言，观念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我们的“价值优先型”文化体系更具有粘性特征。在中国，如果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体系不发生变化，其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常常很难取得预期效果，更多的情况则只是新瓶装旧酒。
综上所述，面对沉重的历史重荷和西方文化的挑战，太平天国所设定的理想模式与现实的运行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经济政策的设置与其伦理道德体系之间逐渐出现了背离，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产生了严重失衡。这一切从经济与文化的双层层面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