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和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都是当今美国宗教学界的顶尖级人物，而且最近几年都在论文中总结了自己40年来的研究思路。他们分别基于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背景，始终将宗教学的问题纳入当代社会的普遍语境。通过他们从"现代性"阐发的"公民宗教"、或者从"后现代性"申说的"公众神学"，我们也许可以获得神学与人文学思考的两种互动模式。
一、贝拉的"现代性"与"公民宗教"
贝拉提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问题之后，曾遭到相当激烈的批评，不过这也使贝拉从本来着力的日本文化研究逐渐转入美国自身的宗教-社会问题。1999年年底，贝拉的学生和同事们着手为他组编一部纪念文集《意义与现代性：宗教、政治制度和自我》（Meaning and Modernity: Religion, Polity, and Self），贝拉则为之撰写了长篇的结语《意义与现代性：美国与世界》（Meaning and Modernity: America and the World）。这篇结语分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美国与日本"，"上帝、国家、自我"，"宗教、经济、政治"和"结论"等部分，实际上总结了贝拉一生的基本研究思路，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神学诠释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指向。
一般而言，"元叙事"被视为"现代性"追求的一种主要标志。而与特雷西等神学家用"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立场截然不同，贝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兴趣无论是追随基督教新教、马克思主义、蒂利希、还是他的老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其实始终被一种"元叙事"或者"宏大的理论"（grand theories）所吸引，而且"至今也没有放弃"。他调侃说："从后现代的角度看，这可能使我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我本人都说不清楚’现代性’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宣称元叙事的终结，其自身也已经被污染，即：被抛弃的东西又制造出另一种元叙事"。
作为宗教社会学家，贝拉认为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提供了"现代性"分析的范例，因为他们都不是将现代性问题附会于"基督教的拯救历史"，却是去追踪现代性的来源。而沿着韦伯（有时也包括黑格尔）的思路，贝拉相信"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出现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基督教新教确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关，"那么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时，基督教新教也就间接地、然而至关重要地成为跨文化的现代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基于这一点，贝拉考察了基督教观念与现代社会结缘的渐进过程，并由此提出："现代社会就是以民主社会为形式的自我校正的社会系统"。以基督教作为"现代性"的诠释结构，正是贝拉"公民宗教"理论的出发点。
发表于1967年的《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后来被收为其《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一书的第九章，贝拉称之为"改变我一生的论文"。按照贝拉的说法，本来"并没有想对美国的宗教问题有所贡献，因为我觉得自己对美国还不够了解"，他只是"在反对卷入越南战争的语境下，发现可以用美国传统中的核心因素来批判当时的军事政策"。其基本观点完全是涂尔干式的，即：任何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都会通过某种形式的宗教象征表达自己 ，但是贝拉遭到的批评却出乎他的意料。据说，"至少有两位订户不再订阅（发表贝拉文章的）那份刊物，因为贝拉要颠覆政教分离的原则"。于是贝拉只好反复解释"公民宗教"的涵义。
他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并非教会宗教的竞争者，也并不是向教会挑战，而是作用于不同的层面。"这种"公民宗教"的作用，首先在于基督教新教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层类比：前者是通过"皈依"脱离"罪"的桎梏，后者则通过革命脱离政治压迫；因此"如果国家不是取代教会，其深层的自我理解也是在（新教）教会的基础上熔铸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类比，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从而才可以长期忽略他们在历史上的两大罪行，即：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在贝拉看来，"公民宗教"问题的根本关注，应当是"这种弥赛亚国家之观念所固有的危险"。
一、贝拉的"现代性"与"公民宗教"
贝拉提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问题之后，曾遭到相当激烈的批评，不过这也使贝拉从本来着力的日本文化研究逐渐转入美国自身的宗教-社会问题。1999年年底，贝拉的学生和同事们着手为他组编一部纪念文集《意义与现代性：宗教、政治制度和自我》（Meaning and Modernity: Religion, Polity, and Self），贝拉则为之撰写了长篇的结语《意义与现代性：美国与世界》（Meaning and Modernity: America and the World）。这篇结语分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美国与日本"，"上帝、国家、自我"，"宗教、经济、政治"和"结论"等部分，实际上总结了贝拉一生的基本研究思路，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神学诠释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指向。
一般而言，"元叙事"被视为"现代性"追求的一种主要标志。而与特雷西等神学家用"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立场截然不同，贝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兴趣无论是追随基督教新教、马克思主义、蒂利希、还是他的老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其实始终被一种"元叙事"或者"宏大的理论"（grand theories）所吸引，而且"至今也没有放弃"。他调侃说："从后现代的角度看，这可能使我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我本人都说不清楚’现代性’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宣称元叙事的终结，其自身也已经被污染，即：被抛弃的东西又制造出另一种元叙事"。
作为宗教社会学家，贝拉认为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提供了"现代性"分析的范例，因为他们都不是将现代性问题附会于"基督教的拯救历史"，却是去追踪现代性的来源。而沿着韦伯（有时也包括黑格尔）的思路，贝拉相信"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出现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基督教新教确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关，"那么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时，基督教新教也就间接地、然而至关重要地成为跨文化的现代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基于这一点，贝拉考察了基督教观念与现代社会结缘的渐进过程，并由此提出："现代社会就是以民主社会为形式的自我校正的社会系统"。以基督教作为"现代性"的诠释结构，正是贝拉"公民宗教"理论的出发点。
发表于1967年的《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后来被收为其《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一书的第九章，贝拉称之为"改变我一生的论文"。按照贝拉的说法，本来"并没有想对美国的宗教问题有所贡献，因为我觉得自己对美国还不够了解"，他只是"在反对卷入越南战争的语境下，发现可以用美国传统中的核心因素来批判当时的军事政策"。其基本观点完全是涂尔干式的，即：任何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都会通过某种形式的宗教象征表达自己 ，但是贝拉遭到的批评却出乎他的意料。据说，"至少有两位订户不再订阅（发表贝拉文章的）那份刊物，因为贝拉要颠覆政教分离的原则"。于是贝拉只好反复解释"公民宗教"的涵义。
他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并非教会宗教的竞争者，也并不是向教会挑战，而是作用于不同的层面。"这种"公民宗教"的作用，首先在于基督教新教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层类比：前者是通过"皈依"脱离"罪"的桎梏，后者则通过革命脱离政治压迫；因此"如果国家不是取代教会，其深层的自我理解也是在（新教）教会的基础上熔铸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类比，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从而才可以长期忽略他们在历史上的两大罪行，即：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在贝拉看来，"公民宗教"问题的根本关注，应当是"这种弥赛亚国家之观念所固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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