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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费孝通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2

八、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

 

  在我国古代民族中,除了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大部或部分迁居他国外,绝大多数的民族部长期在中华大地上居住,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经常的。上节里我着重讲了在不同时期汉族曾融合进了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成分。在这一节里,我要略述汉族融合到其他民族里去的情况。

  汉族被融合入其他民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区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这两种人为数都很多,有人估计“匈奴有奴隶约30万,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4,有人估计“匈奴有奴隶50多万,占匈奴人口的三分之一”5,这些奴隶主要是汉人,也有西胡、丁零等族。永初三年(109年)南匈奴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买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6。

  西汉时,侯应曾列举十条理由反对罢边塞、毁长城,其中的第七条是:“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可见当时时有汉人自愿逃亡匈奴游牧区。东汉末年,仅逃亡到乌恒地区的汉人就有10万多户。西晋亡后,中原板荡,汉族人民逃亡辽西、河西、西域和南方的人很多。据《晋书·慕容廆传》:“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众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流人之多可以想见。

  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比如,在公元399年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建立的麴氏高昌国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建立的国家。这些汉人是汉魏屯田士兵和晋代逃亡到这地区的人的后裔。正是《魏书·高昌传》所说的“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化不纲,因难播越,世积已久”。当时这个高昌国的人胡化已深,如《北史·西城传·高昌传》所说:“服饰,丈夫以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麴氏高昌国存在了141年,曾先后臣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高车及突厥。公元640年为唐朝所征服,设西州。公元866年回鹘占领西州,从此长期受回鹘统治,当地汉人的后裔就融合于维吾尔族了。同时生活在天山以南各个绿洲操焉耆——龟兹语(吐火罗语)和于阗语的属于印欧语系诸民族也先后融合于维吾尔族。

  又比如:在战国时,楚国的庄蹻曾率数千农民迁居于云南滇池地区,自称滇王。其后,汉晋时期均曾派汉人进入云南,但明朝以前迁入云南的汉人大都融合了当地各民族了。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种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至于有人认为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必然会融合于经济文化较高的民族,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历史上确有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融合于四周的其他经济文化较低的民族。民族间相互渗透和融合过程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我在这里特地加上这一节,目的就是要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

 

九、汉族的南向扩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其势力已经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这个核心的扩展对周围的其他民族,即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匈奴分南北两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化了,是具体的例子。北匈奴沿着直通中亚和东欧的大草原走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范围,其他民族能走出这个范围的不多。很可能早期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东夷”,有部分渡海出走,或绕道东北进入今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但绝大多数的非汉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汉族所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种的草原和山区。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

  这个过程如果要作历史的回顾,一直可以推到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被认为是汉族祖先的黄帝,就曾在黄河北岸和炎帝和蚩尤作过战。炎帝后来被加入了汉族祖先之列,所以现在通常认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蚩尤在传说中却一直被排斥在“非我族类”之中。但是他所率领的“三苗”却还有人望名构史地和现在的苗族联系了起来。这固然是牵强的推测,但蚩尤之后有一部分被留在汉族之外却可能是事实。

  从考古的资料来说,如上所述,长江中下游在新石器时代和黄河中下游一样存在着东西不司的文化区。从山东中南部到徐淮平原的青莲岗——大汶口文化(前5300~前2400年)是有近3000年历史的相当发达的农业文化,这使人联系到史书上所称的东夷。在东夷中无疑还包含着不同的族团。东夷是殷商的先人,当他们被西方来的羌人之后的周人击败后,部分和周人一起融合进入了华夏族团。

  也有一部分是被驱逐出走他方。这一部分中可能有上面说到过出海的和绕道东北去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人,但大部分却走向南方。

  我这个假说的根据是我在30年代对朝鲜族人体类型的分析。在我的硕士论文里,我曾在朝鲜人体质资料中看到有大量和江苏沿海居民相同的B型,即圆头体矮的类型。这种类型又见于广西大瑶山瑶人的体质测量资料中。

  如果这些资料的分析是可信的活,就容易作出把这三个地方的人在历史上联系起来的推想。由于我自己的体质类型分析的研究工作中断已久,资料又都遗失,只能凭记忆作出上述的提示。

  我这种推论受到我的一位老师潘光旦教授的支持。他根据文字史料和在福建畲民地区的实地观察,曾提出过一种见解,凭我的记忆曾经简述如下:

  我们可以从徐、舒、畲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徐国在两周时期曾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春秋时仍然不衰,公元前512年被楚灭亡。近年在江西西北部接连出土春秋中期徐国铜器,应该不是偶然,或许与徐人的迁徒有关。7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块地区居民被称作舒。潘先生认为畲字和徐是同音,徐人和舒人可能即是畲人的先人。他又以瑶畲都有盘瓠传说,这个传说联系到了徐偃王的记载,认为过山榜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的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山区的可能就是苗。潘先生把苗和瑶联系了起来,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上同属一个系统,称苗瑶语族,表明他们可能是从一个来源分化出来的。

  如果东夷中靠西的那部分经过2000年的流动,现在还留着一些后裔。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成为瑶、苗和畲,那么东夷中靠东的那一部分又怎样了呢?这一部分可能联系上苏北青莲岗文化直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人的活动地区。这地区在三国时期经常使得统治这地区的孙氏政权头痛的是山区里到处都有的越人。这些不能不使我联想到这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就是吴越文化的底子。

  浙江南部直到广东沿海考占资料还不够完整。但是广东石硖文化的发现,使考古学者得出一种见解,它和赣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甚至远达山东沿海等地诸原始文化,不断发生直接、间接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并且越到后来联系越广越远,而断定这沿海地区始终是紧密相联的。8这些线索使我产生一种设想,这种相联不仅是民族间的交往,而且有相近的种类的底子,就是说,从山东到广东的整个沿海地带曾经是古代越人或粤人活动的区域。三国时吴国有山越,其先浙南有瓯越,福建有闽越,广东在汉代建有南越(粤)国,其西到广西还有骆越,都以越或粤名其人,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的人。

  许多民族学者把古代的越人联系到现在分布在西南各省壮侗语族民族,直到东南亚,如广西的壮族,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的傣族。如果这个历史联系是可信的活,则可以把他们联上历史上沿海的越人。现在沿海的越人已经都融合成了汉族,而这个越人系统至今还保住了西南一隅,本要是居住在山区的盆地里从以农业。这些地区的山腰和山上却住有苗瑶和其他山地小民族。这样一个分布颇广,人数又众的越人系统究竟怎样形成的历史,我们还没有具体材料来予以说明。

  以上是长江下游、沿海和带到一点西南边境上的情况。现在让我门看一看长江中游的情况。

  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之后,从地区上说,接下去就是楚文化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还保留着相当强烈的地方色彩。著名的屈原《楚辞》还是“书楚语,作超声,记楚地,名楚物”。楚在中原人眼中还是南蛮,连楚建国后五代孙熊渠自己还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在楚国统治下有许多小邦。有人计算达60个之多,也就是说它曾是一个与中原华夏并峙的多元统一体。它的地域很广。《淮南子》里有言:“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统颖泗,四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中分天下。”楚还派人西进云南,占有滇池地区。

  楚是一个农业经济发达,文化高超的文化。但是秦灭楚后,楚汉相争事实上还是存在,项羽是在四面楚歌之中,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自杀的。楚汉合并在统一体中也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早在秦代,汉人已越南岭进入珠江流域。广西桂林还有秦渠留作见证。但是汉族文化越岭入粤尚在汉代。当时的南越王事实上还是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但是南岭山脉以南地区要成为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还需要近千年的时间。从海南岛的民族结构可以看得到这地区的历史层积,最早在该岛居住的是黎人,语言属壮侗语系,自成一语支,表示和同一语族的其他语支早已分开。由此可以推测在沿海还是越人居在的时代,有一部分已越海居住到了这岛上。

  继着黎人迁入的是另一部分壮侗语系的人定居在海岛北部,称临高人,语言和今壮人相同,至今自认是汉人。其后,大约在明代,又有说瑶语的人移入,他们被人称为苗人,至今也自称苗人。按我上述的推测,他们是向南走得最远的瑶人了。其后到了宋元才有大量汉人移入,主要是在该岛的沿海地区。

 

十、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

 

  让我们回到中华大地的西部,至今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即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加上天山南北的新疆。这个广大地区考古资料比中原及沿海地区为少,远古的历史还不太清楚。但是已经知道的是在中国找到最早的猿人遗骨化石是在云贵高原(云南元谋县),加上上面已说过的旧石器及新石器的遗留,可以断定在这些西部高原上很早已有人类居住。

  从史书的文字记载中,早期在中原之西居住的人统称戎。贴近中原,今宁夏、甘肃这一条黄河上游的走廊地带,正处在农业和牧业两大地区的中间,这里的早期居民称作羌人,牧羊人的意思。羌人可能是中原的人对西方牧民的统称,包括上百个部落,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古书上羌氐常常连称。它们是否同一个源也难确定,可能语言上属于同一系统。《后汉书》说他们是“出自三苗”,就是被黄帝从华北逐去西北的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羌字,当时活动在今甘肃、陕西一带。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亲关系,所以周人自谓出于姜嫄。在周代统治集团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后来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保持着民族特点的集团来说,羌人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密切夫系,是甘陕一带夷夏之间的强大集团。其中党项羌在1038~1227年间曾建立过西夏国,最盛时包括今宁夏、陕北和甘肃、青海、内蒙古的一部分,与辽、金先后成为与宋代鼎峙的地方政权,从事农牧业,有自己的类似汉文的方块文字。自从西夏政权被蒙古人击溃后,羌人的下落在汉文的史料中就不常出现了。可能大多数已和当地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至今仍自认是羌人的有约100万人(1964年普查时只有约50万人),聚居在四川北部,有一个羌族自治县。

  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

  让我从西端的藏族说起。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前汉时西羌人一支。西藏有“发羌”,发古音读bod,即今藏族自称。发羌是当时青藏高原上许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青诸羌人部落有来往。藏语支有三种语言,即藏语、嘉戎语、门巴语。有些语言学者把羌语、普米语、珞巴语都归入藏语支,也有把嘉戎语归入羌语支。一说四夏语实际是嘉戎语,即羌语。这说明在藏语和羌语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嘉戎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说嘉戎语的人都被认为是藏族。

  藏语本身还分三种差距较大的方言: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的甘孜、云南的迪庆及青海的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的甘南、青海的一些藏族自治州。藏族的复杂性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多元格局。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

  藏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它不仅统一过青藏高原,而且北面到达帕米尔高原,占领过新疆南部,东面到达过唐代的首都长安和四川的成都平原,南面在滇北和当时的南诏国对峙。在他们的强大时期,当地各族人民受到他们的控制。这些人也就被称为藏人。现在阿坝地区还有一种被称为白马藏族,他们既不说藏语也不信喇嘛教。

  在解放前曾被称为“黑番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在六江流域的走廊里还发现出门说藏语,回家说另一种语言的藏人。这些显而易见的是融而未合的例子。

  如果语言的系统能给我们一些民族间历史关系的线索,汉语和藏语的近亲关系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汉藏之间的联结环节的假设。从这个线索再推一步,我们又看到了和藏语近亲的彝语。而彝族的来源有许多学者也认为是羌人。胡庆钧教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彝族条目里是这样说的:“约在4~5千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僰(濮)。僰系‘羌之别种’,……公元4世纪初,羌人无弋爰剑之后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

  彝族在1982年人口普查时有545万人,如果加上彝语支的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等族,将有755万人,则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超过了回族。彝语支各族所居住的横断山脉,山谷纵横,构成无数被高山阻隔的小区域,其间交通不便,实际上属于同一族类的许多小集团,分别各自有他们的自称,也被他族看成不同的民族单位。现在说彝语支语言的人已被认为是属于不同名称的五个民族。即使是包括在彝族范围之内的人,也还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

  当蒙古军队进攻南宋,道出四川、云南、贵州时,彝语系统的各集团大多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名称:罗罗。这个名称在民间一直沿用到解放时。但因为被认为是一种歧视的辱称所以被废止了,而采用彝这个名称。

  彝族在云贵高原长期在各地掌握过地方权力。元明两代均利用彝族本族的统治者作为臣属于中央政权的土司,是一种间接统治的方式。清代通过“改土归流”,进行直接统治,部分交通方便的地区,由于大量的汉人移入,在1746年有人记载在东川、乌蒙等地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异”。

  彝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即使在解波前夕,在城镇上还自认是彝族的社会上层和汉人往来中表面上已辨不出有什么差别,而且在地方政治和经济上还掌握着实权。但在偏辟的山区如四川的凉山,却还保持着其特有的奴隶制度,并成为独立的“小王国”,不受区外权力的控制。

  从客观上看,云贵高原的民族格局中实际上存在着六种民族集团。一是在南部及西南边境上多属壮侗语族的民族,主要是傣族。他们是早就住在这地方的土著,还是由东方沿海地区移入这山区的人,现在还难说。二是从北方迁入的彝语支的民族。三是早在这地区居住的士著民族。

  按考古学上的遗留来看,这是一块人类的发源地,不大能想象没有遗留人种。但是现存的知识,还不能明确他们和现在的民族有什么关系。很可能大多已淘汰,或是和外来的移民同化了。有人认为现有的仡佬族和仫佬族,散居于贵州、广西一带,系旧称僚人的后裔,可能是这地区较早的居民。四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开始从中原来的移民,见之于历史的最早有楚国的庄蹻带兵进入滇池地区。到汉代从四川进入云贵高原的交通已经开辟,《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到过云南,滇池附近还发现了汉代的金印。明代及以后大批汉人移入云贵各省是有史可稽的。五是以上各种人的混血。白族可能是其中之一。六是一些跨境的说南亚语系的民族,如佤、德昂、布朗等族,很可能是从境外移入的。

  为了提供西南部分更完整的面貌,还得简单一说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及云贵高原之间的那个四川盆地,这个盆地适于农业,很早就有蜀人和巴人在此生息。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说,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见到“蜀”字,那是四川盆地的古国。在周人伐商的战争中已有蜀人的参予。

  蜀人主要活动地区在四川西部。建立过地方政权,后来被秦所火,而且据说置蜀郡后中原有大量移民入蜀,蜀人也就并入了汉族。

  巴人的来源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传说是廪君之后,起源于“武落钟离山”,有人考证在今湖北境内。他们的活动地区是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西周初期在汉水流域建立巴国,被秦灭后,巴人作为一个民族集团也就湮没无闻了。50年代潘光旦教授考察湘西土家族,认为是巴人的后裔。土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并没有被列入少数民族中,因为当时被认为是汉族的一部分。

  他们在生活和语言上和汉人已极相近。但是自从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单位后,湘、鄂、黔接壤地区很多过去自报汉族的,申请改正为土家族。1964年人口普查时自报土家族的只有52万人,1982年普查时达280万人,在18年中增长了5倍。这说明有许多已长期被吸收入汉族中的非汉民族,在意识上还留有融而未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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