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38]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39]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40]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41]。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42]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级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楼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天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 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43]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44]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45]
中产阶级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46]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透露，2002年7月1日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47]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48]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由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及其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级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49]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今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50]2001年北京人均GDP为3000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51]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级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级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