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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诱惑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为使自己的宽宥得到充分实现,克拉丽莎不厌其烦致信表兄摩登,阻止其报复拉弗雷 斯。拉弗雷斯最终仍死于摩登之手,这一结局既惩罚了恶棍,又无损于女主人公唯神能 宥的胸怀。当拉弗雷斯为其罪孽煎熬之时,克拉丽莎已安息于地下,与人世神灵无怨。 里查逊的描写更让人感觉克拉丽莎之死并非迫害所致,而更像是某种愿望的实现。用瓦 特的话来说,她的死亡“不是对命运的仓促就范,而是召她前去的上苍诸神与她巧妙编 排的一次合作”。(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 -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小说似乎在告 诉人们,恶棍虽然蹂躏了克拉丽莎的躯体,但在精神上她却获得了胜利。克拉丽莎的死 亡因此也是里查逊所赐予的一种奖赏,一种宗教含义较深的奖赏。当斯(B.W.Downs)就 认为,在《克拉丽莎》一书中里查逊只是延续了《帕美拉》中“美德有报”这一主题, 不同之处仅在《克》书中的报应实现于死后,而其中包含的幸福也存在于天堂而非人间 ,是永久而非短暂的。(注:Brian  Westerdale  Downs,Richardson(London:GeorgeRoutlege  and  Sons,1928),p.76,Watt,p.216.)
      奥斯丁对美德的定义:平衡与节制
  简·奥斯丁的小说在一些方面承袭了里查逊的奖惩传统。文学史家常将奥斯丁视为19 世纪作家(可能因她的多数作品发表于1800年后),但她在风格上其实更接近于18世纪的 古典主义。在奥氏作品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激情常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深遂的判断力所 调和。(注:“Pamela”,“Richardson”,“Austen”,Bloomsbury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Novel,ed.Andrew  Michael  Robert(London:Bloomsbury,1993).)在内 容上,奥斯丁的作品更与18世纪小说一脉相承,讲述的不外乎美德、名誉和财富等话题 。这种延续性也说明困扰里查逊时代的社会问题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仍余孽未消。 奥氏作品所表现的一系列矛盾正是这些问题的体现。例如,在《傲慢与偏见》和《理智 与情感》两书中,嫁女仍是父母最头疼的问题。不过,奥斯丁所嘉奖之美德稍不同于里 查逊珍视的贞洁与贤惠。美德于奥斯丁不是对社会规范的盲目遵从,而是一种稳重和平 衡,具体体现在能否正确处理激情与理智、爱情与责任这两对矛盾。安·路德曼(Anne   Ruderman)认为,奥斯丁所谓的美德包括以下几大主要成份:审慎、敏感、正义、自尊 、宗教德行与谦虚。这些品质有两个中心特征:理性与节制。奥斯丁素因其机智和辛辣 的讽刺著称,并以“带有批判性的常理冲击当时小说中盛行的矫揉造作与多愁善感之风 ”。(注:Morris  Needham  and  Williams  Bradley  Otis,An  Outline-History  ofEnglish  Literature,Vol  II:Since  Milton,2nd  e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s,19 39),p.491.)她对理性的偏爱在对流行一时的哥特小说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直率。风靡 于18世纪后半叶的哥特体小说沉溺于鬼怪、谋杀、篡位等非现实主义主题,宣扬过度的 感伤和对超自然力病态的着迷。奥斯丁的《诺伤阁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是对这 一体裁讽刺的模仿。小说主人公凯瑟琳·摩兰因受哥特小说《尤多尔佛之谜》(TheMysteries  of  Udolpho)影响,整日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结果自食其果。理性实际上 还是奥氏作品中的一大分界线:她的正面女性人物均头脑清醒,并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感 性与理性之冲突(或早晚达到这种境界);而那些“问题”角色则多为感情有余理智不足 者。《理智与情感》中的艾丽娜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代表了奥斯丁所崇尚的 美德;在此二人的生活里,浪漫为理智所节制,爱情以责任为引导。艾丽娜身为达什伍 德家的长女,更集感情、公正、责任心、理智和忍让于一身。文中体现艾丽娜美德之处 不胜枚举,其中尤以其处理自己和妹妹的感情挫折一事为甚。整整四月,艾丽娜悉心照 顾受人戏弄感情受伤的妹妹玛丽安,却对爱德华(她的暗恋者)与露茜业已订婚一事于家 人前只字未提。她同玛丽安的这段对话可谓艾丽娜美德的集中体现:
  是的。但我爱的不仅是他;我很在乎别人的喜忧,所以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感受…我 的鲁莽有没有让人失望我不知道,我一直尽量自己忍受着而不让这事传开。对爱德华所 作所为中的不当之处我也大体不再计较。我愿她幸福;我也相信他会始终履行他的职责 ,虽然他现在心里会有些遗憾,但最终还会那样的…四个月,玛丽安,这些事我一直藏 在心头,从未与人说起;我知道一旦向你和妈妈解释,你们肯定会非常不开心,而我又 无法为你们作一丁点心理准备……我现在终于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件事,坦认从中获取的 慰藉,是长时间痛苦挣扎的结果;——这不是能自动涌出的东西;——起初也不能给人 带来安宁——不能,玛丽安……”(注:参见Jane  Austen:Sense  and  Sensibiliy(Oxford:Oxford  UP,1990),227-229页。)
  透过上述表白我们不难窥见艾丽娜宽厚无私的为人。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背后是一种 惊人的自控能力:在长长四个月间,家人对所发生的一切竟毫无觉察,更不用说她所经 受的痛苦。在奥斯丁眼中,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一切美德之基础。
  这类妇女形象非唯《理》书独有;奥斯丁的另一部力作《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 与艾丽娜虽风格不同,两人都是先人后己的贤惠女性。艾丽娜为了妹妹挺身面诘威勒比 ;而伊丽莎白也因姐姐简被迫与宾利先生分开同达西唇枪舌战。伊丽莎白认为达西拆散 了姐姐同宾利的爱情,因此对他深抱“偏见”。这种“偏见”延迟了她同达西的最终结 合。伊艾两女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自然与奥斯丁作品中的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对比鲜明,其 中尤以《傲》书中的利蒂亚·贝内特和《芳妮》中的朱莉亚·伯特兰为甚。此二女均与 男人私奔,酿成丑闻后仓促结婚以塞人耳目。但是,奥斯丁对这些人物的讥讽并非因为 反对浪漫爱情。事实上,尽管小说中财富之重要似乎超越一切(爱情经常必须靠边),从 一些人物(如玛丽安·达什伍德和伊丽莎白·贝内特)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奥斯丁仍是 爱情的坚强支持者,只是在她看来,浪漫当由理性来调和,爱情须以责任为指导。利蒂 亚和朱莉亚成人笑柄并非因其追求爱情,而是过分纵情于斯,丝毫不顾家人的利益与面 子之故。即便伊丽莎白也因过于相信感觉缺乏理性而经受曲折。而奥斯丁所指的理性说 到底就是对社会规范、利益的遵从与对个人私欲的克制。她的小说实际上在表明,“个 人只要服从社会,一切梦想都会实现”。(注: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Shelley  
and  Jane  Austen(Chicago:U  of  Chicago  Press,1984),p.193,pp.191-193.)
  奥氏作品中的年轻妇女同样也因美德而获得幸福。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 特就同帕美拉一样上嫁贵族。但奥斯丁对小说人物的奖惩与里查逊的赏罚系统略有差异 。奥氏眼中的幸福并不完全等同于财富的拥有,也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而主要是一 种充满愉悦的人生。这种愉悦的源泉不是放浪形骸式的淫乐,而是维系人与人的感情纽 带和真爱。(注:Ann  Crippen  Ruderman,The  Pleasures  of  Virtue:PoliticalThought  i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Lanham,Maryland:Rowan  &  LittlefieldPublishers,1995),p.7.)这也是作者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厚的一面。所以,奥斯丁小说中 的贤惠女性虽未必全能继承丰厚的财产,却都享有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较好的名声。 这些女性内能与父母兄弟姐妹亲密相处,外又以较好的口碑出入于她们所属的乡村妇女 小圈子,并常以其学识和为人拥有众多的朋友。她们所受的“奖励”,唯较之于书中“ 不贤”女性所遇的“惩罚”,才显出其价值之丰厚。利蒂亚·贝内特和朱莉亚·伯特兰 的私奔丑闻不仅使自己名声扫地、众叛亲离,也让其各自家庭为之蒙辱。奥斯丁的奖惩 机制可能在玛丽安·达什伍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玛丽安命运的每一转折都与她 的行为、选择休戚相关。追逐激情纵情浪漫使这位天真少女初涉爱河即遭挫折,而回归 现实遵从常规又帮她找回一个虽不如威勒比般光彩照人却也踏实体面的“替代品”布兰 登上校。
  奥斯丁和里查逊作品风格迥异,对社会的态度也相去甚远,但两者在小说中或明或暗 宣扬的却是一个主题:即美德有报。写作之于奥斯丁也不尽是个人好恶的表达,而更具 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无论其主观目的为何,她对小说人物的奖惩客观上鼓励了当时的女 性读者认可并接受她所倡导的社会道德观,以免重蹈利蒂亚和朱莉亚的覆辙。面对社会 问题给妇女带来的种种困难,奥斯丁的答案不是挑战和消除这些问题(她甚至对此都无 甚怨言与谴责),而是如何在困难的缝隙中求得幸福。单就这点,奥斯丁便说不上是个 女权主义者。近些年有人试图为她平反,其中尤以美国的Claudia  Johnson最为突出,( 注:Claudia  Johnson,Jane  Austen: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但两个世纪以来多数评论家仍认为奥斯丁是一 个较为保守的小说家。奥氏对妇女处境的关注固然出乎真心,但她所提倡的忍让、节制 与“贤惠”无助于唤起人们消除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基础,反而纵容了这些不 平等的继续存在,在客观上加深妇女的逆境。在奥斯丁看来,妇女的出路不在改变不公 平的社会政经秩序,而在于找个合适的男人。奥斯丁最喜欢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特倒 是表现出几分抗争精神,可惜这种抗争对象模糊,也未辅以改变的见解,因此经不起财 富的诱惑。作者也未对这种叛逆表现出太多的赞许。(注:Marilyn  Butler,Jane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09.)伊 丽莎白在参观完达西的豪宅后即对这位傲慢的贵族之裔产生了爱慕之情。另外,奥斯丁 的小说多以皆大欢喜结局,也抵消了小说人物对现实表现出的不满情绪。
  奥斯丁小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小说的发表时间引发人们猜测,这些作品可能是对1 8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女权运动的一种消极反应,也正如今天的电影界对奥氏小说极其忠 实的改编可能是对始于本世纪80年代的新一波女权运动的一个软性反击。(注:此点为 美国学者、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errold  Hogle之见解。)奥斯丁的小说完成了与里查逊的 作品极其类似的一个社会行为:为未婚女性提供婚恋上的建议与帮助——只是奥斯丁注 重的是态度与操守,而早查逊则更集中在手段上。
      女性:诱惑者抑或被诱者?
  尽管两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有“教育文学”之称,里查逊对其写作目的更为坦率。里氏公开宣称其作品宗旨之一便是在世俗化日益严重的英国实现宗教尤其是清教的复兴(当然,也如瓦特指出,里查逊的宗教观念未免失之肤浅(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 19,218,137页。))。也因如此,里氏笔下的女主人公(尤其是克拉丽莎)的美德具有强烈 的清教色彩。克拉丽莎虽身处富足,却过着极其严格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每日必面对上 帝自省其身。(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她对肉欲的反感也体现清教伦理中自我节欲这一基本守则。与此同时,克拉丽莎为两大敌 对阵营所围困:一边是由拉弗雷斯代表的贵族阶级,另一边是以她父亲为首的父权家族 制度。这位性格刚毅的年轻女子因而也象征着“新的个人主义中自由的、正面的那一部 分,特别是与清教密切相关的精神独立”。(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 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 18,137页。)她之坚拒屈从他人意志更与里查逊所追随的宗教团体“不服从派”(或“异 见派”)如出一辙。(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 3-127,p.47.)对于克拉丽莎的死因评论圈内众说纷纭。无论是她自己的选择,(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抑或是出于 顺从一种高出人类的力量(如上帝的安排),(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 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 18,137页。)里查逊其实都必须让克拉丽莎死去,否则难以将其树为女性贞德的典范(而 里氏确也在小说的前言中坦承,把克拉丽莎树为典范正是他的写作初衷)。首先,非死 亡之悲壮不能体现克拉丽莎德行操守之坚贞。小说传出的信息十分明确:拉弗雷斯可以 囚禁、奸污克拉丽莎的躯体,但无法战胜其精神。其次,死亡也使克拉丽莎取得如同清 教烈士一般的地位。里查逊对克拉丽莎之死过分详细的描述(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 也大大加强了小说的宗教味道。相反,作者如让克拉丽莎与拉弗雷斯达成妥协,从而免 其一死,不仅会使小说成为《帕美拉》枯燥乏味的翻版,也将严重削弱作者所要表达的 宗教主题,甚至使之完全消失。
  依恩·瓦特颇有见地地指出,里查逊似乎想借克拉丽莎漫长的死亡过程(尤其是对葬礼 十分细致的描写)来说明,“反击思想日益世俗化最有效的方法是向世人展示,唯有相 信来世才能免受死亡的恐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 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依 瓦特所见,克拉丽莎则是里查逊复兴宗教振兴道德这一伟大计划的一个工具;她之死是 地道的宗教牺牲。女主人公对父权和贵族的反抗因而也成为对另一种父权形式——以耶 稣为代表的宗教神权以及该小说人物的创造者(文学意义上的父亲)里查逊及其意识形态 ——的屈从。当然,就是上述反抗也最多是象征性的、有限度的。一些批评家更指出, 帕美拉和克拉丽莎其实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精神。(注:帕美拉就在婚后温顺地 服从她的“主人”所有“甜密的嘱咐”。详见Jerry  C.Beasley,“Richardson's  Girls :The  Daughters  of  Patriarchy  in  Pamela,Clarissa  and  Sir  
Charles  Grandison”, New  Essays  on  Samuel  Richardson,ed.Albert  J.Rivero(New  York:St.Martin'sPress,1996),37页。)克拉丽莎所代表的是妇女的文化功能,即女性及其艺术形象在意 识形态的确立和维护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社会主流在奥斯丁和里查逊所处的时代及其作 品中,妇女是美德与传统的主要保持与传承者。(注:Rita  Goldberg,Sex  and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
  对于肩负这一使命的妇女本身,能否接受并  遵从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至关重要。文学艺  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渠道,是诱使妇女  们接受意识形态的理想工具。在18世纪的  英国,小说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成为社  会中心力量向女性传达“命令”的便捷手  段。与以往各种文学体裁不同,小说是一种商  品,其销售好坏主要取决于能否取悦于广  大读者,能否迎合其口味。小说的商品本性使  其“天生”具有美化、装饰和传播作品所  代表的思想立场的倾向。里查逊身为成功商人  ,自然熟谙市场的运作。在《帕美拉》一  书的序言中,他承认写作此书旨在“用一种轻  松愉快的方式描绘宗教和道德,使其不仅  令人愉悦还能从中获益”。(注:Samuel  Rich  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 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就此两点,里查逊确实相当成 功。小说《帕美拉》的销售数量今天虽已无从查考,但里查逊之后书信体小说数量急剧 上升,也足见当时里氏作品之热门及其影响之深远。据文学评论者阿特与尼汉(Utterand  Needham)称,《帕美拉》一出版即成抢手货。瓦特将该书之流行归功于对广大妇女 读者产生的吸引力:
  几乎未及评论家们觉察,《帕美拉》已成为一种风气。当时不读此书有悖时尚。女士 们会在公共场合挥舞这本小说,就象炫耀她们的时装款式一般。人们诵读经文来赞美它 。评论家们却珊珊而至,但此时他们纵有自己的意见、原则或偏见,若想逆此潮流而行 ,恐也难有建树。(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 (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
  从上述文字不难想见一部作品如何影响其意识形态之传播。小说的广泛流传无疑为里 查逊和奥斯丁等作家向妇女读者推销其思想意识及对社会的构想(尤其是有关妇女行为 品德方面的观念)创造了一个必要条件。当然,畅销本身就说明读者多少已接受了作品 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18世纪的这些流行小说在美德、妇道等观念上在当时社会产 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评论家称,在确立新的清教婚恋规范中里查逊就扮演过举足轻重 的角色。(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 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看来,里氏针对年轻妇女 的“以书复德工程”如同他的言传身教一样经历愉悦,果实丰硕。虚构的克拉丽莎已离 开人世,但她的死去却在现实中造就出千万个活着的克拉丽莎,为里查逊赢得无数贞洁 贤惠的“荣誉女儿”(里查逊语)。
  其实,里查逊与奥斯丁的目标并不仅限于诱使妇女接受他们所倡导的道德行为规范。 就里查逊而言,创作小说的最终目标是整个民族的宗教复兴。他在《帕美拉》一书的序 言中如是写道,写作此书为在提供娱乐的同时,“指导男女青年,使其思想都得到提高 ”。(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 ,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里查逊显然将妇女的道德教育视作提高整个民族道德素 质的一个手段。他深信,妇女的德行是改善世风的关键,全社会的改变必须始于妇女。 他与奥斯丁都希望通过文学教育女性,使其不仅能洁身自好,还能感化、带动他人,从 而使全民族到达社会稳定道德健康的理想境界。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两位作家(尤其 是里查逊)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故事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或者即使未能 如此,也会在故事情节中轻而易举动被“争取”过来。此外,这些女性还能竭力说服男 人和德行稍差的女性仿效其行,接受、遵从她们业已接受的政治、宗教或道德规范。比 如,《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在受挫后为其贤惠宽厚的姐姐艾丽娜的品德所动,开始 对爱情采取一种更为冷静理智的态度。这种感化若发生于男女之间,往往成为一种色诱 。《帕美拉》就是一例。
  单在性行为这层意义上,B先生无疑是小说中的引诱者,而帕美拉则是被诱者;然而从 道德角度讲,帕美拉才是真正诱导B先生弃淫从良的人。人们固然可以以实用主义的眼 光看待帕美拉对B先生的引诱,但即便帕美拉果真有意勾引B先生向她求婚,她至少也因 此改造了一个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在道德上无可厚非。里查逊在小说中暗示,经过这 场软较量,B先生已洗心革面,成了一名清教徒(至少在其姐姐戴弗斯夫人眼中如此)。( 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 信)。着重处按原文。)如此理解,帕美拉则成了里查逊及其意识形态地地道道的征丁人 。《克拉丽莎》主要男女人物间也存在类似关系。在小说序言中里查逊称拉弗雷斯为一 个“可以理喻者,对来世的奖惩不无信仰(也准备来日改造)”。(注:参见Samuel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 :Viking,1985),1371-1372页(488L),1426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 。着重部分按原文。)克拉丽莎经受的折磨和她最终的死亡很可能触动了这个恶棍较为 善良的一面。小说接近尾声时,这个曾经满口污秽的放浪贵族似有祈求上苍宽恕之状。 不过,如同他的受害者须于来世受赏一样,拉弗雷斯只能指望在死后悔过自新:
  神佑的——他说道,显然在面对着上天;因为他行将死去的眼睛向上看着。一阵急剧 的抽搐使他一时无法说话,不过稍事振作后他又极其动情地(看着上方,并张开双臂)说 出这个词来:神佑的……(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488L),1426 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
  在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帕美拉和克拉丽莎都是清教意识形态的诱饵,她们以魅力或 言行诱使男人接受这种宗教及其认可的行为规范、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其中以帕美拉 一例更接近色诱,因为驱使B先生最终改邪归正的非为他物,正是占有帕美拉肉体的强 烈欲望。B先生其实从未放弃这一欲念,只是一开始企图以引诱得逞,后不得已才通过 明媒正娶来满足这种占有欲。从这个意义上讲,帕美拉这个形象是清教意识形态及其捍 卫者里查逊用以诱使人们上钩的娼妓。这个比喻虽略嫌粗俗但很形象地描述出女性与权 力之间的关系。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形象的利用在文化表述中以多种形式出现。 简言之,男人主导的社会经常通过在文学艺术中塑造女性形象达到控制和利用女性力量 (the  power  of  female  sexuality)的目的。这些力量——生理的抑或是文化的——于 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不可或缺,但若任其自由放纵又有潜在的破坏性。(注:此两点均 出自Barbara  Babcock,“Taking  Liberties,Writing  from  the  Margins,and  Doing  It   with  a  Differenc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0(1987):402;FromaZeitlin,“The  Dynamics  of  Misogyny: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Are thusa11(1978):158。)在18世纪的英国正是这种潜在的破坏力量使单身女性人口被视为 威胁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引发正确教育、控制妇女人口以防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呼吁。 奥斯丁通过《理智与情感》一书中几个女性人物的际遇表明,女人的欲望和激情是一种 自然的、非道德的力量,如不加以控制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也常会累及他人和社会。 (注: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  Shelley  and  Jane  Austen(Chicago:U  ofChicago  Press,1984),p.193,pp.191-193.)里查逊和奥斯丁也正是希望通过小说的奖贤 惩恶这一文化机制将女性的潜在破坏力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以是观之,女性既是引诱者,又是被诱者。帕美拉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乍看是B先生在费尽心机设法勾引帕美拉;然而细读小说,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实际上帕美拉可能在以天真纯洁的假象诱使男主人向她求婚:她的行为至少是一种被动式的引诱。在另 一层面,帕美拉赢得的却不止是一个丈夫,还有道义上的胜利,因为B先生的求婚表明 他已向宗教道德力量屈服(不管是否情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美拉对于诸如B先生之类的男人而言是涂于宗教伦理和传统道德之外的糖衣。而帕美拉因恪守宗教道德规 范而获得的幸福婚姻,对于18世纪那些思夫如渴的英国年轻女读者,更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从前面所引的瓦特的描述中也可以想见,贞洁贤慧的帕美拉定是当时无数少女艳羡不已的偶像。而引诱这些涉世未深的女读者的是于层层诱惑后面躲藏着的作者里查逊.
  当然,细究谁引诱谁可能并不重要。值得文化研究者注意的是,在小说这种文化表述 形式中,女性的形象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艺术对女性的描述也是社会权力中心将 意志强加于斯的过程。这种利用的背后自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所以,正如有些 批评家指出,文化表述可能是一种强奸;对于女性(几乎是所有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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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无声反抗——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