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以上讨论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的关系，集中起来就是试图讨论村庄秩序的基础，这恰恰又是当前多学科关注村庄秩序的基点。我们试图通过将抽象的中国农村社会具体化为关联度高的农村社会和关联度低的农村社会，来分别展开对村庄秩序基础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能在使用区域性个案农村调查资料时，更具全局的眼光，由此建构起来的关于村庄秩序的理论和对策，也就更具针对性。学术界有时候意见对立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过于相信区域性个案给他们的灵感和他们学科的传统，而忽视了当前中国农村事实上存在的巨大的不平衡。 在讨论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的关系时，村庄社会关联还是可以独立对村庄秩序进行解释的指标。村庄社会关联是指从村民个人出发建构关系的能力，强社会关联意味着村民可以形成一长串的关系并具备一致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本身就足以抑制许多敢于触犯村民群体利益的行为。在建构独立的村庄社会秩序时，具备一致行动能力的村民为了共同利益，而会主动行动起来。村庄秩序的基础正在于强有力的村庄社会关联，强社会关联要么来自传统，要么来自社会分层。在那些缺乏分层和缺失传统的村庄，恐怕真的需要有更为强有力的送法下乡和更加强有力的行政渗透。 村庄社会关联通过村庄内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程度及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行动能力的考察，可以解释当前村级治理中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通过对当前全国非均衡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的横向考察，可以揭示出村庄社会关联的向度并由此理解差异极大、纷繁复杂的村级治理的原因，而通过对构成村庄社会关联基础因素的考察，可以将村庄社会关联放置在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中，理解过去村级治理的原因和揭示未来村级治理的走向。 村庄秩序重组与社会关联 1、村庄社会获得秩序的途径 获得村庄秩序大致有五种途径：一是习惯法，如宗族制度；二是现代司法体系，即依托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控制；三是国家行政的强控制，典型如人民公社制度通过政社合一，将国家行政权力一直延伸到村庄社会内部；四是建立在高度社会分化基础上的精英控制；五是民主自治。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则是每一种途径均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在当前的村庄社会，国家行政事实上已在人民公社基础上大大地退出了村庄社会，因为对村庄社会的强行政控制不仅抑制了村庄社会的活力，而且转型时期的国家基层行政本身往往就是剥夺村庄社会最为强大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是不足的，一方面，农民获得法律救济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法律总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难以促成村庄社会内部的主动协作。习惯法、村庄精英和民主自治都是来自村庄社会内部的力量。但在国家政权建设深入农村的今天，特别是历经建国以后若干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习惯法不仅不再具有刑事法的强制力，而且大都已不具有保持村庄秩序所需要的社会影响力[21]。一方面当前农村社会分化程度大都不足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村庄精英阶层，一方面大多数村庄精英的生活面向在村庄以外，再一方面，在缺乏传统文化支撑的情况下，村庄精英往往会由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22]。因此，村庄精英也无力为村庄提供足够的秩序。 比较可靠的力量似乎只有民主自治也就是村民自治了。这正是当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制度安排。 2、村民自治与村庄关联 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而恰恰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联之上。社会秩序对于每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秩序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单个的个人不可能仅仅为自己获得秩序。因此，从理论上讲，村民具有理性行动起来达成一致契约，以维护村庄秩序的内在理由。不过，村民自治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保持对少数可能选择不合作的违规者的压力，才有保持村庄秩序的希望。 少数违规者有两类人，一是村民，一是村干部。先说村民。村民无疑也是理性的人，但是个人理性行为并不会自然汇聚成集体的理性后果，少数村民的不合作行为会破坏整体的公益。村干部们必须让少数违规的村民走上合作的轨道，村干部的办法来自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权威又大致来自于或个人的声望、谈话艺术、工作魄力，或村庄公共舆论、公益公道观念，或选举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或直接来自上级政府。 理性行为的村民不会被村干部们的动情谈心所打动，他也可能不将以公道为基础的社会舆论放在眼中，因此，他唯一害怕的力量是村干部所借重的来自上级政府的强制力量。而恰恰是上级政府的强制力量，会破坏村庄自治的性质。也就是说，理性行为的村民只有在他们过于冷静的头脑中接受了来自公益公道或感情冲动的引导，他才愿意选择合作。公益公道观念和感情冲动都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原子化的个人无从关联，也就不会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为感情而发生的行为。 更麻烦的事情来自村干部的违规。由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们在维护村庄秩序时，必须表现得强大有力，他们的强大有力主要来自村民的支持，而只有当村民组成持正义立场村干部强大的后援力量时，村干部才敢于抵制村庄以外世界的掠夺和争取村庄内部少数异议者的合作。而当村民之间互不关联时，强力行为的村干部在对付地痞或上级时孤立无援。不仅如此，他在力促村庄内部协作时，他当然可以为大多数村民带来利益，但他也在一一损害着少数村民的利益，其结果往往是得到好处的大多数村民并不站在强力行为村干部一边为他声援，而利益受到损害的村民却坚定地一一起来反对这个正在为着大多数村民办事的村干部。 村干部无法从缺乏社会关联的村民中获得支持，他们强力的行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强悍，有时村民就选择那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这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时，他们强烈的个性使他们敢于抵制上级的不良安排，敢于以拳头与地痞展开身体对话，敢于用语言暴力抑制少数村民的不合作行为。有时这些选举出来的强悍的村干部将村庄治理得很有秩序，他们很少依靠选举来获得保持村庄秩序的资源与力量。也正因为他们不从选举中获得什么，他们在保持村庄秩序时就可能有益，但更多的时候可能对村民有害。互不关联的村民不久就发现，他们对那些选出来的横行霸道的村干部无可奈何。 村干部能否获得支持，与村庄社会关联有密切联系。在村庄社会关联度比较高的村庄选举中，选出来的村干部大都是那些社会关联密集者，如在村庄有声望者，已经致富的“能人”等等。有声望的“能人”一呼百应。在村庄以传统社会关联为主导时，因为强大的村庄舆论、面子声望观，出任村干部者往往是村庄道德的典范，他们大都是保护型的村庄经纪。而在村庄以现代社会关联为主导时，那些经济能人致富的经历引起村民对他能力的仰慕，他的财富又足以滋润他的人际关系，使他具有仗义的名声，并获得一些诚心跟从他的人们。这样的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他们当然有办法也有足够的资源来抑制少数违规的村民，从而有能力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和抵御外来骚扰。不过，这些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且形成了单极的别人无可匹敌的局面时，他难免会有所骄傲，不大看得起一般的村民，他可能与乡镇甚至地痞勾结起来，他因此可能造成一般人所造成不了的对村庄的大的破坏。他若希望利用村庄为自己私利服务，他也往往可以得逞。[23]在经济社会分化型村庄，因为有了一个或一些在一般村民中凸出的精英人物，这些人物具备声威或财富而有能力建立长长的社会关联，因此有可能改变村庄的原子化状况。 3、乡村危机的村庄原因 可以从很多层面讨论乡村社会的危机。而构成当前农村总体严峻局面的一维因素即为乡村干部短期行为。在村庄社会关联度很低的时候，村干部不能从村民中获得有力支持，他们就会求助于乡镇。恰恰乡镇一直离不开村干部这条“腿”。乡镇在与村干部们博弈时，他们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干部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服务，人民公社的制度记忆则为当前乡村关系提供了最为方便的传统资源。面对散漫而互不关联的村民，村干部失去了抗御乡镇过度提取以保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内驱力。村民则因为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他们不能阻止乡村干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短期行为，他们至多会消极抵制（典型如拖欠超额的税费提留任务）。乡村组织面对缺乏积极抵制能力的村民，便可能以牺牲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潜力来达到自己的短期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息借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级组织甚至以高达4分月息借贷以完成乡镇下达的提留税费任务，而这些借来的钱很可能被乡镇用作无效投资，比如我们在中部地区调查时，发现许多乡镇花费数百万元建有并无实际用途的建筑比如从来不放电影的影剧院[24]，或者直接用于吃喝。在缺乏社会关联的背景下，有些时候，短期行为的乡镇政府与得过且过的村干部们合谋，在村民的沉默中，造成了农? 迳缁岬奈；?？纯吹鼻澳承┑厍?毡槌鱿值亩裥耘蛘偷拇寮墩?窬椭?朗窃趺椿厥铝薣25]。 在乡村社会关联度高的地方，当村民看到越来越高的村级债务和越来越坏的村干部时，他们会积极行动起来，阻止那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个时候，乡村干部会感受到那些在社会关联度低的乡村完全无法感受到的压力，他们不仅在向村民提取方面比较依赖国家的政策，而且在对外借贷的时候，也不得不顾忌这些借贷本身的后果。如此一来，在当前乡村社会，也许可以看到如此一个景观，除了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以外，乡村债务特别是村级债务的高低及村干部的行为举止，与村庄社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总的方向应该是D类村庄较C类村庄好，C类村庄较A类村庄好，B类村庄的情况最为严重。 李人庆讨论村落文化与地区文化差异的关系时认为：“南方村落村干部的村庄认同相对要高于北方村庄，村落文化对干部行使职权也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由于宗族关系较强，因此村干部在贯彻国家意志所遭受到的阻力比较大。”“北方村庄的干部在国家与村庄利益关系中，有可能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站在国家的一边。”[26]换句话说，因为南方农村传统社会关联度较高，村干部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倾向于成为村庄利益的庇护人，相反，北方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甚至现在仍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河南省的刘庄和南街村可能就是这类典型。我们在江西宗族意识较强地区的农村调查，相对较低的农民负担即可以激起农民的强烈情绪乃至于群体性对抗。但在湖北荆门这个缺乏传统的农村，相对江西高得多的农民负担，农民大都以个体拖欠税费的办法来予抵制，很少有群体性的农民对抗事件发生[27]。 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会受到村民强有力的约束与监督，同时，他们在与地痞或乡镇讨价还价时，也可以从村民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一来，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行动能力就一致起来，村庄选举终于在高度村庄社会关联的介入下有了发挥作用的希望。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到两点推论：第一，近几年某些地区出现的严重农村形势，并不全是国民经济形势波动和乡村干部短期行为所致，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使国家为让乡村社会度过难关所设计的政策安排落了空，从而使本来具有弹性的国家政策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效力。相反，在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尽管国家的政策安排中存在着大量让乡村干部以短期行为来谋取私利的机会，具有高社会关联度的村民却可能以一致行动进行有力抵制。在宏观背景不变的情况下，高度的社会关联扩大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选择能力。第二，虽然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为获得村庄秩序而安排的，但村庄秩序的保持事实上与民主的关系不是很大，反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度这一村庄内在的性质关系很大。 村民自治事实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这种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需要的村庄社会基础正来自于习惯法和经济社会分化即来自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而正是社会关联度的强弱，与村庄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无力为所有村庄提供足够的秩序，新颁布的《村组法》明白无误地表明希望通过动员村庄内部的力量，以民主的办法来达到村庄秩序。换言之，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强力渗入农村相比，当前国家在政权建设中，希望以村庄为边界来达成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均衡互动。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人民公社时期以政治运动为基础的强力意识形态失去对基层组织的约束作用之后，国家试图通过与农民结盟，来达成对日渐失去控制的基层组织的约束[2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迹象，因为村民自治而有了被抵制的希望。 但是，村民自治只是提供了抑制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希望，也只是提供了保持村庄秩序的可能，真正运作有效的村民自治还必须有特定的社会基础。这个特定的社会基础就是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状况，即村民为了保持村庄秩序而具有的行动能力。 正是构成村民行动能力的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具有统括能力的范畴。近年来，诸多论者发现了诸如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资源的正面功能，更多论者对农村经济社会分化产生的积极后果作了讨论，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组织资源还是经济社会分化产生的新型关联，都可以构成衡量村民行动能力的指标，乡村权力的运作，国家与社会的对接和村庄秩序的保持，都是在这一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关联织成的网络中运行的，考察社会关联而不是单项地考察传统文化或经济分化，就可能统括起当前农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以村民一致行动能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庄社会关联范畴，显然不是说村庄所有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而是说村庄内部不同小集团的行动能力。村庄内部不仅存在纵向的权力分布结构，而且存在横向的权力分割结构，将村庄社会关联的总体分析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具体疏理结合起来，就可能建立起在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之间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框架。 ------------------------------------------------------------------------------ * 本文系贺雪峰、仝志辉、吴毅等人合作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部分。 [1] 以下均指行政村，即村民委员会。 [2] 参见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村组法》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九条。 [3] 涂尔干在回答“社会如何可能”时使用了“社会关联”（solidarity，又译为社会团结、社会连带）一词。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社会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性质及状况，而是整体社会的结构特征，他强调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249页，257页。 [4] 村庄内聚力是指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程度与一致行动能力。对村庄内聚力的讨论，比较重要的是波普金的讨论和黄宗智的讨论，前者涉及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后者则讨论了中国二十世纪华北和长江三角洲村庄的内聚力状况。参见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30页，314页；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59页。 [5] 陈劲松在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关联形式时，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社会关联分为巫术关联或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可能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都存在。若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联来划分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以伦理关联占主导的社会。参见陈劲松“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及其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 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82-83页。 [7] 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缘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8]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绪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9]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257页。 [10] 参见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 这是对我们过去一种理想类型的改进。原理想类型的划分参见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12] 如何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对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社会关联进行分解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社会秩序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将是一项工程浩大、令人心动的工作。董磊明在对村庄社会关联的分解上做了一些探索。参见董磊明《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3] 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78—288页。 [15] 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勇：“由能人到治法——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6] 转引自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50—160页。 [17] 参见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8] 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章，中华书局2000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章，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 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229—243页。 [20]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第6章，三联书店2000年版。 [21] 苏力曾通过对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的分析，形象地说明当前农村习惯法的尴尬处境，和法律服务不足时，村庄秩序本身在国家强制法背景下的尴尬处境。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2] 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2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 若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化型村庄中，不是有一个特殊的经济能人，而是有一些在村庄有影响的经济能人，情况会大有不同。一些而不是一个经济能人参与村务，就不仅可以通过权力本身的竞争与制衡来抑制个别村干部的违规行为，而且可以广泛动员村民，并可以广泛获得村民的支持，少数村民的违规行为也会受到有效抑制。 [24]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前乡村主要干部普遍从建设公共工程中捞取回扣。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乡村组织会高息贷款建设一些毫无用途的公共工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无效投资和无效工程。 [25] 参看最近的出版物如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6] 陈吉元、胡必亮主编：《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245-247页。 [27] 湖北监利县因为李昌平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成为农民负担过重的典型。监利县农民应对高额负担的办法，不是群体性对抗，而是逃避，如外出打工、土地抛荒、以及自杀。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28]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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