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三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对此，英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集合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伊斯兰教，西藏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综合不是混合和凑合。“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 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又反对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综合创新，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真正走上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 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 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