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以这种观点看，中国文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原来针对的那个造成各种问题的世界，已逐渐被另一个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主宰的世界所取代，不管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批评者，对於出现这种情况都始料不及。文革是对抗帝国主义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它针对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当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已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玒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关玒时，这些问题也就显得无关重要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间的矛盾，在它们被道出之时已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概念中，这些概念自其时起便证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能力；因此，当激进派仍在为如何适当对应资本主义的过时概念争论不休时，商界已能运用毛主义策略来制定力场计划。
不管是思想失败也好，实践失败也罢，文革期间出现的毛主义的消亡，不光因为它是一种失败的革命思想，更因为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和当初产生毛主义时大相迳庭，使毛主义日渐脱离现实。文革毛主义今非昔比，不再被视为对未来的解答，而只是过去的璭延残喘，被现代世界超越而变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义——对现代有没有启示？我认为有。今天背弃毛主义对现代性的选择，是整个扬弃以激进选择替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由於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得早期社会主义针对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丧失意义，但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它的这些演变又制造了（并仍然继续制造）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自有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即存在，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和组织方式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当下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这并非说过去对於当下没有启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战是克服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可或缺的。但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於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主义对於社会的革命性构想（前述毛主义提出的关於地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纷纷转向，从原来强调民族国家转而?重地方运动。激进活动转向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於解决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叫人理想破灭，然而，这一理想破灭本身却是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其中一环。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消亡，但在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急於摆脱以往为造福人民而肩负的责任。除此以外，国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日见露骨，国家再度毫不忌讳地充当资本利益的促进者，有时候还把它们自称代表的民众利益置诸不顾。各地的国家?私有化?过程程度不一，视乎民众的抗拒能力而定，这种私有化代表一种世界大势，冲击?以往民族国家捍鼄公域抑制私利的概念。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产物。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国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没落（破私立公的最极端形式），可视为世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部分。
以往，国家在跨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扮演?中介斡旋的角色，而?公共国家（public state）衰落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的需索。换言之，近年来地方社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单是因为对国家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还因为跨国资本的运作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利用它们来达致目的，而当这些地方社会再无利用价值时就弃若敝屣。正是这种资本运作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地方面貌。地方社会必须自求多福，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方为对应之道。这对於孕育地方运动是相当重要的。我不是说地方运动全然专注地方事务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资本的世界力量，地方运动就必须缔结跨地方联盟（不只是在国内，而是跨国界地进行）；身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许任何一地（比如美国或中国）工人的福祉都要比以往更息息相关。但是，面对新的形势，要釜底抽薪地保障人民的福祉，就必须以地方为出发点。
我想这就是以毛主义形象呈现的中国革命记忆最能提供给当代的启示。如前所述，文革时期的毛主义把地方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它是源於中国革命史上更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构想，后者把地方和国家脱，并认为地方社会的首要工作是摆脱和反对民族国家。因为毛主义重地方社会程度的自力更生，故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它的产物众所周知。特别重要的是在地方社会层次实现工农业结合制度化，为毛泽东时代以及毛后时代的中国创造独特的社会布局，这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与其他早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在向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开放之时，能制衡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力量。这种社会布局的成功实有赖於革命时代的经验，虽然它或会制造腐败和滥权的条件，这在今天叫人忧心忡忡，但它也培养自力更生、集体活动和地方政治领导和民众间紧密合作等习惯。
虽然北京当局仍握有控驭力，并迅速把中国社会圆满发展的功劳往身上揽，但这些成就其实主要应归功於地方社会自求多福的能力，这点耐人寻味。若把北京共产政权和中国地方社会孤立起来看固然不妥当，但作一个分析性的区别亦不无助益，我们可藉此看到中国两个相冲突的发展范式。一个是以政府为核心，保障共产政权和它栽培的新生管理阶层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占据要津，但它除了造就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无甚裨益。另一个范式则建基於地方社会之上，承接早期地方发展以人民福祉为先、国力为次，并指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遗产。后者在政治上激进之处还在於，尽管它明显不是排斥国家，但要求重拟国家的领土范围（体现於新地方分权主义的主张）和势力范围。换言之，它提出重新思考国家的界限和责任，对抗现政权界定的国家权限并以此为其合法性的主张。
由於现政权倾向采纳它的革命遗产，而舍弃其反革命极权倾向，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不但继续提供一种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而且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玒格局制造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也许毛主义构想的遗产在中国最显而易见，但在世界各处的地方运动中也可见其踪影。在第三世界地区（从印度到恰帕斯），自力更生的主张巩鼄地方社竤、抵抗资本肆虐；除此以外，它在第一世界社会唤起人们记忆中生气焕发的社竤，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虚幻社竤（virtual commnuity）分庭抗礼。或许文革未必称得上是唯一（甚至最忠实）根源於中国革命史的毛主义构想的代表，但它有声有色地向世人展现了这种构想的力量，将萦绕往后好几代人的记忆，这足以证明它堪称世界历史事件。然而，它不只是一朦胧的记忆而已。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它的记忆驱散，但它是挥之不去的，因为在历史现实中，它回答的问题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不论喜欢与否，每当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它就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