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灌溉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问题。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讨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与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与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掌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与判断，证实了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与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如果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灌溉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问题。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讨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与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与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掌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与判断，证实了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与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如果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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