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日本外交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历史上长期居住在共同体性质的村落社会中的日本人，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行为上具有“他人本位”的取向。日本社会较强调集团的和睦而不鼓励个人突出，“和”与“一致”被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式集团在做出决定时一般较重视“合意”(事前协商，达到全体一致)和“根回し”(与各个关系方面协商)，这种方式使集团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但这通常是以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为代价。
日本人在语言和行为方面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这种特点自然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比较，日本的外交较多地考虑“别国怎样评价日本”这一问题，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
这里的所谓“暧昧性”特点，当然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它主要是指由经验观察得出的日本外交方式的以下一些倾向：
——长期以来，日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一般不明确表达支持或反对什么，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总的来说日本在外交上长期追随美国，但其态度多不明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注：1999年6月16日《朝日新闻》一篇题为《俄国自吹自擂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贡献，日本方面畏畏缩缩》的报道，说明了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俄罗斯的明显不同。俄罗斯下院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普克比奇访日时说：“若没有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是形不成决议的。”而日本小杉隆议员说：“日本政府只是理解空袭的来龙去脉，但不支持(空袭)。”中马弘毅众议院外交委员长说：“对于联合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也有不安。”)
——在外交场合，日本外交官员多默不作声或含糊其辞，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暧昧有时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想承担或减轻责任，如众所周知的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说成是给中国“添了麻烦”的讲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注：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时对战争反省的表述使用的是“迷惑”一词。详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日语中“迷惑”的含义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对方或周围的人带来了麻烦或令人不快的想法”。(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1972年版)这是一个暧昧的字眼。日语中并非没有表示“罪行”的词汇，田中显然是想利用暧昧术回避问题的实质。)有时候，暧昧是怕得罪对方，尽量不把话说得太直白，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注：20世纪70年代初日美在纺织品问题上发生摩擦，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批评，佐藤首相当时回答说要“善处”(妥善处理)。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承诺，但后来日本并没有处理此事。美国方面指责日本没有兑现承诺，但日本否认做出过承诺。经过调查，问题出现在日语的“善处”一词上。该词在日语里不是要处理某一问题的承诺，甚至也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词，其含义大约相当于我国某些官员常说的“研究研究”。)
——日本在做出某项重要决定时通常需较长时间，政府高官甚至总理大臣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常常很难下决断，因此给人一种迟疑不决的印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生了海湾危机。8月中旬，美国政府向日本海部政权提出四点要求：(1)向多国部队提供财政援助；(2)向海湾各国提供援助；(3)增加驻日美军经费；(4)在人员上为支援多国部队做出贡献。对第一、二点，日本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对海湾各国的经援，最初决定是1000万美元，对多国部队的经费，最初提出10亿美元，美认为至少要30亿美元，9月中旬才做出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经援决定。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最后拿出了100多亿美元，但仍被美批评为“Too little,Too late”(太少了，太迟了)。
——被动式外交。日本的外交行为多是为了回应外国的要求和批评，外交人员似乎主要是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如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日本常常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动地采取行动，做出让步和妥协。再如，从1975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首脑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
——外交上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明确，较缺乏广阔的视野。“当今各国的首脑外交打破了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将国内政治放在国际政治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为增进国家利益而积极进行对外交往。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谙熟政党内抗争和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这样一来，内耗自不待言，眼界当然也受影响。”(注：唐晖：《试论日本的首脑外交》，《日本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7页。)
——日本首脑和外交家在具体表述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显得力不从心，有时甚至还显出不应有的“拘谨”。如日本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或者就某些外交问题经常出现“口误”、“失言”(注：日本高官“失言”而受到日本国内外批评的例子很多。随便翻阅手边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就有：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说“韩国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应当考虑的地方”，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韩国政府的抗议。同年中曾根康弘关于日本是单一民族社会，歧视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讲话。1994年5月6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的讲话(永野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讲话并辞职)。2000年森喜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次晚会上将中国称为“支那”。)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
当然，日本外交之所以给人暧昧的印象，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一身而兼二任”，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文化上属于东方而制度上属于西方。这种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既想讨好西方又不想得罪东方。此外，经济、科技大国与政治上的战败国地位，也是其外交较暧昧的原因。但从文化角度看，外交模式上的这种特点与上述日本人集团的构成特点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甘え”、“okami”与日本外交
“甘え”(amae)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它的大体含义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里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等等。(注：参见土居健郎：《“依赖”的结构》(弘文堂1997年第二版)以及笔者对该理论的介绍，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38页)。)
与这一概念相联系，日语中还有“okami”这一独特概念。okami一词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上面”、“上方”，汉字记作“上”，前面加“御”，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官厅。这个意义上的okami有时还写作“女将”(指酒店的女老板)。okami是指“掌握着事情决定权的人”，还有“能够放心地替自己拿主意的人”、“委以做出最后决定的人”，即是决定政策的人。日本人会说“这是okami的命令”或者“希望能问一下okami”等之类的话。第二个含义是指神明等某种超自然或与超自然有关的存在，这个意义上的okami通常记作“神”。古代，okami即指神道教之神“天照大神”，这个意义上okami又指天皇，因为在“神人一系”的日本传统宗教思想中，“天照大神”和天皇可视为一回事，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代表。
不管是在哪一种意义上，okami都是一种高于自己并具有超凡力量的、可以保护自己、施惠于自己的存在，自己可以信赖、依赖okami。自己与okami的关系是一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国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决定方式有影响。国家、政府就是okami，政府与国民间有一种更大的信赖关系。“最终决定皆由okami做出，okami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完全可以依赖，不用我们操心。”民众这种意识及与之相联系的与统治者的信赖关系，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政权具有很大连续性的原因之一，而这同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明显不同。(注：应当指出，这种心理类似传统中国人的“贤人政府”心理，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认为当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民众有责任推翻它。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而且每一个新政权都竭力贬低上一朝代，声明自己与上一个政权没有时间和内容上的任何联系。)今日日本民众对政府仍有一种对okami般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通常使人们对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另一方面，当政府的行为与人们的期望有较大差距时，人们又很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即抱怨okami的行为，对政府失望，寄希望于新的政府班子。由此可以解释日本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政府更迭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最勤的，首相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每届政权都不否定前届政府的工作，都声称是在前届政府基础上做事。
试举表现这种关系的例子。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媒体迅速做出报道。在报道量之大、受灾细节之详、媒体态度之冷静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关救灾活动的报道很少。媒体使用直升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灾情播报，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用这些先进的工具救人呢?难道报道灾情比拯救生命还重要?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议论最多的似乎不是救灾方面的问题，而是对政府采取措施不力、政府指令传达体制不畅等问题的愤怒指责。这种行为的背后可能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起作用：救灾和救援是okami(政府)的事，国民只要等待指示就行了。当政府这个可依靠的okami没有尽到责任时，便转变成了对okami的极大不满。
“沈阳领事馆事件”前后日本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中国方面公布了事件真相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政府这个okami没有尽职。在一次对“沈阳领事馆事件”中外务省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进行的调查中，有55%的被调查者表示“基本不相信”，还有20%表示“根本不相信”，也就是说，有超过七成的日本国民不相信外务省的调查报告。(注：2002年5月20日。)这同调查报告公布前人们一边倒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这个可依赖的okami在对外交往方面可能表现为依赖某一强大的外国力量。这或许可以解释：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日本的okami。(注：)现在日本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日本服从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正如米歇尔·布莱克(Michel Blaker)所说，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御墨付”(注：过去日本的将军或大名给家臣的一种带有印鉴或签名的短信，内容通常是上司的指示、命令或许可、认可等内容(筑紫哲也、自由国民社、1985年、213—214页)。)上。对日本来说，美国发挥着okami的作用，日本虽对美国不满以及有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这是一种对okami的不满，所要求的独立是一种不脱离okami保护的独立。这种服从强权的倾向与日本人依赖于“亲分”或okami的行为方式具有某种联系。因此，从文化上看仅仅指责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要考虑如果日本不依赖美国它会依赖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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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白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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