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官”文化的冲击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3
加入WTO，对由“官”文化派生出来的“权力”意识的挑战是明显的。WTO的所有成员方必须在承担应尽义务的前提下享受各自的权利。这种权利和义务不仅表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制订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等诸多基本职能上。
4、“规则”对“人治”的冲击
法治化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中国加入WTO必须面对作为当今世界覆盖范围最广、协调对象最多、对各成员约束力最强、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最深刻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制，即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任何游戏，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国际游戏场。既然参与世界游戏，就必须遵守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一，就在于缺乏规则意识和法治传统。就西方国家而言，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孕育了近代主要法律制度和政治民主的萌芽，法治精神较早成为社会共同崇尚的品格。公元前的386年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提出：最好订立契约和法律，这样既不得不正义之惠，也不吃不正义之亏。(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5.133.)而且他始终把守法践约看作是合法的和正义的。
孟德斯鸠1748年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探讨了各种政体的性质、原则、腐化的原因以及法和政体的关系。在他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就像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一样，人类也有他们的法。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存在着一个根本理性，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家是通过道德规律来劝告他，让他忘记他自己，立法者则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到责任。(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5.133.)当然，在后来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潘恩的《人权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著作中，都对政治民主和法律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朕即法律”的观念意识，总是把皇帝本人置于法律之上。由此而“上行下效”，演变出不同等级的人进入游戏场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发生完全的差异。政府说了算，因为政府制定法律或规则；谁官大谁说了算，因为官有等级之分和大小之别。随之而演化出的是无规则，凭个人经验、意图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任何人都可以蔑视市场，蔑视法律，蔑视规则。因为，在他们那里权大于法，权大于规则，“领导”和“上头”的言论或指示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则。事实上，作为世界经济，却不因国家的大小或强弱来决定哪一个国家政府说了算，其准绳是依靠世界各国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遵守游戏规则并在游戏规则范围内活动，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建立正常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条件，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没有遵守规则的价值观念，不仅无法认识和理解规则，更重要的是无法执行这些规则，甚至发展到践踏这些规则。
5、“透明”对“暗箱”的冲击
直到目前，政府的许多行政行为仍然是暗箱操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及其官员的部分行政行为。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基本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延续，审批项目多，审批范围广，审批时间长，审批内容、条件、程序不公开。与此相连的是无休止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和数不胜数的权力寻租、造租。这种体制，不仅制约着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的规模与合理程度，而且制约着行政决策乃至整个行政过程。加之集权、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和害怕失去地位、权力的心态，根本不可能使公共行政行为完全公开化。所以，公开化，从深层意义上就是对政府权力运作的不合法性、合理性的挑战，是对国家公务员长期固守的“优越”地位和“无形”利益的挑战。一句话，是对整个国家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挑战。公开化，意味着脱胎换骨，一种从政府动因——政府行为——政府绩效的全新变革，以及从万能政府——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根本转换。应该说，公共行政就是公开行政。没有公开，无所谓公正，没有公开，也无所谓公平。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行为成为一切问题的焦点，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透明度作为一种趋势为社会认同。有人说，中国过去的管理是“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反映的是行政活动的神秘性、不公开性和随意性，一种从公开(黑头、红头)到隐蔽(白头、口头)的行政行为倒退。暗箱操作本身，如“审项目”、“批条子”往往能给当事者带来若干利益或好处，而公开化则意味着权力受阻或利益受损。严格意义上讲，缺乏公开性、透明度是当今中国腐败产生和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入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面对的将是政府行为的透明和政治信息的公开化。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开的主体，既有中央政府，也有地方政府，既有企业、事业单位，也有社会团体和各种行业协会；公开的内容，除了世贸组织所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决定、司法判决外，还有各种条例、规范性文件、双边和多边协定；公开的产业，既有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还有第三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公开的领域，不仅有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还有与贸易相连的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等。就某国范围而言，政府及其官员必须一改过去的暗箱操作模式为“阳光行为”或“金鱼缸里的活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务公开。20世纪90年代以后席卷全球的政府上网工程、电子化政府或电子政务，不仅在世界范围推进政府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全面的信息共享，体现了政治的透明度和政府民主化的程度。政府不再神秘，政府就在老百姓的身边。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而且，透明度要求上述这些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现代意义上的公开行政、透明行政，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活动为老百姓所知晓，包括政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行为及其过程、政府官员的财产和收入状况等；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老百姓意见的回应，即对政府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方面评估意见的回应。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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