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作用的变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突出表现了人们的情感好恶与价值偏好的道德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最为迅速，也是最令人关注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曾令人赞颂的道德美名，翻为被人遗忘的历史陈迹；遭人白眼的行为举止，现在成了流行的时尚。其间纷繁的思绪，矛盾的心态，彼此冲突的选择，起伏跌宕，翻卷奔腾。这一切都显示：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样态随之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道德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和机制，从而使道德的权威性与制约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
一
一种制度的权威和有效性，当然首先体现在人们对它的敬畏与自觉服从上，如果令行而不能禁止，规则仅为一纸具文，则其权威性显然是出现了飘移——亦即弱化。道德是人类为方便生活而设立的一种安排，倘若社会遵从这种安排，那么这不仅是有一个有德的社会，而且也说明这一道德是有权威的，道德起到了范物规世的作用；而设若相反，结论当然也是明显的。很不幸的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设若相反”的情况。毋庸讳言，尽管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社会道德的状况和水准，却差强人意，正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一样，社会的伦理生态，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环顾四周，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如今的人情浇薄，世风的恶化，是触目惊心的；而假冒伪劣的泛滥，坑蒙拐骗的横行，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黑恶势力的抬头，也是骇人听闻的；而对美德的嘲弄——如“良心多少钱一斤”——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对现如今社会上大量的“不德”现象，世面上怨叹、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有“道德滑坡”的愤愤之音。笔者以为，这些“不德”或者说“失德”现象的相当规模和程度的存在，正折射了道德权威的某种式微，因为它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正是无视、乃至公然违抗道德的“安排”，正是道德律令被凌越、甚至是被践踏。
当然，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德的行为举止，现实世界不可能完美无瑕、人人皆为尧舜般的圣人，但是一个社会到了有识之士疾呼“道德滑坡”，到了“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道德的权威性不能不说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道德的引导与约制作用，显然出现了折扣。
二
道德权威为什么会出现这般式微呢？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似可从道德本身以及从社会形态的变迁来予以解读。
道德是一种软约束，因而道德的权威易受冒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价值规范，它是人类和谐生活的内在依据与外在支撑，它寻求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顿，它寄意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它关注的是人性的提炼与升华，对于着意于“诗意”般地存在的人而言，道德不啻是寻求生活意义的精神家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道德的实践规约作用却是弱势和有限的。这是因为，在形式上道德固然亦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际社会关系有其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方式主要靠社会舆论的褒贬和劝说，依赖良心的自我把持和自由意志的高度自觉，它不像法律有社会强力机构的支撑，有明细精确的条文，有具体而现实的处罚措施。因此，对于心地善良、对于良知萌发者，道德会起到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作用，但对于顽劣不化者，除了言论上的谴责外，却也无可奈何。这往白里说也就是，作为社会规范，法律必须遵守，因为冒犯法律必蒙其羞，其后果严重，代价不菲；但对于道德，社会固然提倡，但服膺、遵行与否，则全在于个人的选择，道德难以进行实际的干预，更不会迫人就范。事实上，不德的代价往往是低廉的，甚至是没有代价的，这就深深埋下了它易被冒犯的危机。道德软性规范的特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的作用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道德权威来自于人们对它的信仰，服从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自觉遵从；若没有这种信仰和自觉的认同，则可弃之若敝履，“良心多少钱一斤”，正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扩大视角，从我们正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着眼，那么对道德权威弱化的问题将会有更多的感悟。
首先，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和权力集中，给道德增添了明显的统摄性的权威和强势效力，进而有效地弥补了道德软性制约的不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资源开放和权力分散，则突出了道德的自律作用。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社会，社会生活的整齐划一和政治挂帅，使道德具有某种宰制性的作用，由于资源为国家所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与集中，道德不仅是一种价值评价，更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有无此标签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不仅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更可以据此荣誉来分享国家掌控的一份生存资源。由于拥有这种能左右人们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的重大作用，故在过去，道德不仅地位崇高，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人们乐于听从“道德”的召唤，也愿意服从其规劝。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道德本身的弱势被政治权力遮掩了，而其调制作用则被强化与凸显了，因而显得那是一个“道德的年代”，道德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也故而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怀念。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则再现了很大的差异。甚为明显的是，国家不再统制资源而是由市场来配置，早几年盛行的“找市长”，变成了“找市场”；国家虽然仍可宣扬、提倡道德和谴责不道德，但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以垄断资源的威慑力来表彰和推动美德、来处罚不道德了，加之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开明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也使道德与否不再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政府也不再根据这一标签来分配资源或进行惩戒了；而实际生活中人们也逐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更多的是自己从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使得基于资源垄断之上的思想控制和道德号召力与惩罚威力，大大减色了。因为人们自谋生路，在生存机会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故而对政府所推崇的道德的从与不从，也就更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偏好。要之，人们需要道德，但道德不再能主宰一切；失去政治权力庇护的道德，也明显拉开了与法律的距离，它不再咄咄逼人，而成为一种规劝的善意。
一
一种制度的权威和有效性，当然首先体现在人们对它的敬畏与自觉服从上，如果令行而不能禁止，规则仅为一纸具文，则其权威性显然是出现了飘移——亦即弱化。道德是人类为方便生活而设立的一种安排，倘若社会遵从这种安排，那么这不仅是有一个有德的社会，而且也说明这一道德是有权威的，道德起到了范物规世的作用；而设若相反，结论当然也是明显的。很不幸的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设若相反”的情况。毋庸讳言，尽管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社会道德的状况和水准，却差强人意，正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一样，社会的伦理生态，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环顾四周，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如今的人情浇薄，世风的恶化，是触目惊心的；而假冒伪劣的泛滥，坑蒙拐骗的横行，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黑恶势力的抬头，也是骇人听闻的；而对美德的嘲弄——如“良心多少钱一斤”——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对现如今社会上大量的“不德”现象，世面上怨叹、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有“道德滑坡”的愤愤之音。笔者以为，这些“不德”或者说“失德”现象的相当规模和程度的存在，正折射了道德权威的某种式微，因为它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正是无视、乃至公然违抗道德的“安排”，正是道德律令被凌越、甚至是被践踏。
当然，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德的行为举止，现实世界不可能完美无瑕、人人皆为尧舜般的圣人，但是一个社会到了有识之士疾呼“道德滑坡”，到了“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道德的权威性不能不说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道德的引导与约制作用，显然出现了折扣。
二
道德权威为什么会出现这般式微呢？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似可从道德本身以及从社会形态的变迁来予以解读。
道德是一种软约束，因而道德的权威易受冒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价值规范，它是人类和谐生活的内在依据与外在支撑，它寻求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顿，它寄意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它关注的是人性的提炼与升华，对于着意于“诗意”般地存在的人而言，道德不啻是寻求生活意义的精神家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道德的实践规约作用却是弱势和有限的。这是因为，在形式上道德固然亦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际社会关系有其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方式主要靠社会舆论的褒贬和劝说，依赖良心的自我把持和自由意志的高度自觉，它不像法律有社会强力机构的支撑，有明细精确的条文，有具体而现实的处罚措施。因此，对于心地善良、对于良知萌发者，道德会起到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作用，但对于顽劣不化者，除了言论上的谴责外，却也无可奈何。这往白里说也就是，作为社会规范，法律必须遵守，因为冒犯法律必蒙其羞，其后果严重，代价不菲；但对于道德，社会固然提倡，但服膺、遵行与否，则全在于个人的选择，道德难以进行实际的干预，更不会迫人就范。事实上，不德的代价往往是低廉的，甚至是没有代价的，这就深深埋下了它易被冒犯的危机。道德软性规范的特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的作用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道德权威来自于人们对它的信仰，服从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自觉遵从；若没有这种信仰和自觉的认同，则可弃之若敝履，“良心多少钱一斤”，正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扩大视角，从我们正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着眼，那么对道德权威弱化的问题将会有更多的感悟。
首先，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和权力集中，给道德增添了明显的统摄性的权威和强势效力，进而有效地弥补了道德软性制约的不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资源开放和权力分散，则突出了道德的自律作用。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社会，社会生活的整齐划一和政治挂帅，使道德具有某种宰制性的作用，由于资源为国家所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与集中，道德不仅是一种价值评价，更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有无此标签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不仅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更可以据此荣誉来分享国家掌控的一份生存资源。由于拥有这种能左右人们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的重大作用，故在过去，道德不仅地位崇高，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人们乐于听从“道德”的召唤，也愿意服从其规劝。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道德本身的弱势被政治权力遮掩了，而其调制作用则被强化与凸显了，因而显得那是一个“道德的年代”，道德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也故而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怀念。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则再现了很大的差异。甚为明显的是，国家不再统制资源而是由市场来配置，早几年盛行的“找市长”，变成了“找市场”；国家虽然仍可宣扬、提倡道德和谴责不道德，但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以垄断资源的威慑力来表彰和推动美德、来处罚不道德了，加之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开明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也使道德与否不再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政府也不再根据这一标签来分配资源或进行惩戒了；而实际生活中人们也逐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更多的是自己从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使得基于资源垄断之上的思想控制和道德号召力与惩罚威力，大大减色了。因为人们自谋生路，在生存机会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故而对政府所推崇的道德的从与不从，也就更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偏好。要之，人们需要道德，但道德不再能主宰一切；失去政治权力庇护的道德，也明显拉开了与法律的距离，它不再咄咄逼人，而成为一种规劝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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