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伦理的理论构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若以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率先提出全球伦理的口号为起点，寻求全球伦理（或称普世伦理、普遍伦理）这一当代全球性思想运动迄今为止已逾十年。新世纪、新千年肇始，我们读到了万俊人教授的新作——《寻求普世伦理》（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书中所表现的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执着的理性诉求，诱使笔者在两周内读完了这本40余万字的专著。下文主要是笔者对寻求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理论构成作一阐析，亦可称为对万著的不完整的点评。
一、同一文化视域下的不同聚焦点
1993年9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回应。1997年和1998年，中国学者两次聚会北京，对全球伦理的倡议作出了积极响应。2000年9月，孔汉思先生再访北京，重申他对全球伦理的坚定主张：“没有一个全球伦理，一个虽然存在着教义差异的全球伦理，就不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注：孔汉思：《世界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第287页。）
在有关全球伦理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中，万俊人先生的《寻求普世伦理》是笔者所见最详尽的一部由中国学者完成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代表作。它既是作者心路历程的一个思想总结，但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从学理角度考察，孔汉思先生建立全球伦理的倡导可以视为一名宗教家在一般文化系统中探讨宗教与一般伦理相结合的可能性，希冀由此探索一条建立世界新物序的道路。而对中国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来说，除了对这一倡导积极响应外，更加注重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探讨中国文化自身转型与更新的具体进路。让我们从分析孔汉思先生和万俊人教授在思考全球伦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视域（视阈、视野）上的共同性与不同聚焦点，来进一步说明这一侧重点的差异。
所谓“文化视域”，指的是经由20世纪多学科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观察问题的文化理论视野以及跨越单一学科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尽管现今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但文化视域的形成确实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所取得的重要进步之一。
由于学者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不一样，文化视域可以是同一个，但聚焦点可以不同。比较一下孔汉思教授与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不难看出：在前者的文化视域中，宗教始终占据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而在后者的文化视域中（以万俊人教授本人的用语，这是“一种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种道德传统的全景式视阈”（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62页。）），道德无疑是一个聚焦点。孔汉思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承认教义差别（也包括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异）的前提下，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全球伦理的认同；而万俊人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普世伦理的认同。问题是同一个，但要求回答的侧重点不同。
相比较而言，孔汉思先生需要回答的问题要容易些，这是因为孔汉思先生对宗教与文化两者关系的理解是“宗教核心论”的，亦即认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这种“宗教核心论”的要点是：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渗透或包容一般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形式，不仅渗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识层，而且渗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为层；不仅包容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式，而且包容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人类各大文化系统均以某种宗教为代表，现存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均有宗教的背景，均以某种宗教信仰为支柱；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信仰体系、价值规范、行为准则、组织体制。孔汉思从宗教这一关键要素出发，解释全球文化系统的运作，打通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在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中，宗教的重要作用虽然得到高度强调，但他的聚焦点是伦理，因此最后的结果是一定程度的伦理泛化，而宗教则被淹没在世俗伦理的汪洋大海之中。从万著对普世伦理的界定及对其基本理论维度的分析来看，上述这一倾向十分明显：“普世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淑世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伦理理念。”（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29页。）“依据以上有关伦理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联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普世伦理的基本理论维度：在信仰伦理或道德形上学、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心性美德伦理三个层次之间，普世伦理将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其基本理论维度，同时保持对信仰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开放性探讨。这种理论定位是由普世伦理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理论立场所决定的。”（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5页。）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信仰宗教的人数不占总人口的多数）来说，这样的界定和理论维度设置有着十分正当的理由；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全世界信教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0%），这种普世伦理能否做到“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笔者对此表示一种谨慎的疑虑。
万俊人先生问得好：“当代宗教界为什么要提出全球伦理问题？为什么提出全球伦理问题的是宗教界而不是伦理学界？进而，当代宗教界所提出的全球伦理问题究竟是宗教神学的某种世俗关切和现实介入的需要？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现实反应？”（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13页。）对这些设问，万俊人教授已有基本正确的解释（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造成这一事实，确实不仅是一个思想敏感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文化现状的问题。如果联系全球宗教信仰现状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寻求全球伦理的思想运动由宗教界而不是由伦理学界来倡导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撇开全球宗教信仰现状不谈，仅从思想进路着眼，孔汉思教授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由宗教进入伦理，是比较自然的事；而万俊人教授在一个以道德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倡导普世伦理，由伦理进入宗教，这种做法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针对中国文化特点也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我们看到，在这一进路中越是强调宗教所具有的某种重要作用，也就越加大了建构普世伦理的难度。基于对宗教在现代社会重要作用的肯定，万俊人教授以一种承认“宗教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的方式由伦理进入宗教，但他马上指出：“然而站在现实主义的伦理学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宗教伦理的方式是一种（更不用说惟一）现实可行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方式。”（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两相对照，笔者只能说心理学上的“鸭子变兔子”（或世界观的转变）在学者的思维活动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非常现实的东西，到了一个以伦理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中，成了不现实的。
二、弱宗教模式与强伦理模式
倡导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相关文献中已经有充分的阐述，对此笔者深表赞同，然而目标（或者说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一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进路的一致。在学者的思想活动中，目标明确之后，下一逻辑进程无疑就是理论上的建构，而不同的关注点对理论思考必然有影响。我们或许可以临时虚拟一个无焦点的文化平台，视宗教与道德为平等的并列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无论具体文化的现实状况如何千差万别，研究的重点放在哪个方面，但若思想者不能在建构全球伦理的初始阶段即在这个虚拟的文化平台上赋予宗教与伦理（道德）以并列的地位，那么其逻辑推演就很容易趋向于宗教与伦理的相互取代或宗教与道德的泛化。
一、同一文化视域下的不同聚焦点
1993年9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回应。1997年和1998年，中国学者两次聚会北京，对全球伦理的倡议作出了积极响应。2000年9月，孔汉思先生再访北京，重申他对全球伦理的坚定主张：“没有一个全球伦理，一个虽然存在着教义差异的全球伦理，就不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注：孔汉思：《世界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第287页。）
在有关全球伦理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中，万俊人先生的《寻求普世伦理》是笔者所见最详尽的一部由中国学者完成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代表作。它既是作者心路历程的一个思想总结，但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从学理角度考察，孔汉思先生建立全球伦理的倡导可以视为一名宗教家在一般文化系统中探讨宗教与一般伦理相结合的可能性，希冀由此探索一条建立世界新物序的道路。而对中国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来说，除了对这一倡导积极响应外，更加注重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探讨中国文化自身转型与更新的具体进路。让我们从分析孔汉思先生和万俊人教授在思考全球伦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视域（视阈、视野）上的共同性与不同聚焦点，来进一步说明这一侧重点的差异。
所谓“文化视域”，指的是经由20世纪多学科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观察问题的文化理论视野以及跨越单一学科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尽管现今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但文化视域的形成确实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所取得的重要进步之一。
由于学者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不一样，文化视域可以是同一个，但聚焦点可以不同。比较一下孔汉思教授与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不难看出：在前者的文化视域中，宗教始终占据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而在后者的文化视域中（以万俊人教授本人的用语，这是“一种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种道德传统的全景式视阈”（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62页。）），道德无疑是一个聚焦点。孔汉思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承认教义差别（也包括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异）的前提下，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全球伦理的认同；而万俊人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普世伦理的认同。问题是同一个，但要求回答的侧重点不同。
相比较而言，孔汉思先生需要回答的问题要容易些，这是因为孔汉思先生对宗教与文化两者关系的理解是“宗教核心论”的，亦即认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这种“宗教核心论”的要点是：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渗透或包容一般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形式，不仅渗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识层，而且渗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为层；不仅包容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式，而且包容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人类各大文化系统均以某种宗教为代表，现存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均有宗教的背景，均以某种宗教信仰为支柱；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信仰体系、价值规范、行为准则、组织体制。孔汉思从宗教这一关键要素出发，解释全球文化系统的运作，打通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在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中，宗教的重要作用虽然得到高度强调，但他的聚焦点是伦理，因此最后的结果是一定程度的伦理泛化，而宗教则被淹没在世俗伦理的汪洋大海之中。从万著对普世伦理的界定及对其基本理论维度的分析来看，上述这一倾向十分明显：“普世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淑世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伦理理念。”（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29页。）“依据以上有关伦理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联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普世伦理的基本理论维度：在信仰伦理或道德形上学、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心性美德伦理三个层次之间，普世伦理将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其基本理论维度，同时保持对信仰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开放性探讨。这种理论定位是由普世伦理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理论立场所决定的。”（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5页。）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信仰宗教的人数不占总人口的多数）来说，这样的界定和理论维度设置有着十分正当的理由；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全世界信教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0%），这种普世伦理能否做到“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笔者对此表示一种谨慎的疑虑。
万俊人先生问得好：“当代宗教界为什么要提出全球伦理问题？为什么提出全球伦理问题的是宗教界而不是伦理学界？进而，当代宗教界所提出的全球伦理问题究竟是宗教神学的某种世俗关切和现实介入的需要？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现实反应？”（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13页。）对这些设问，万俊人教授已有基本正确的解释（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造成这一事实，确实不仅是一个思想敏感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文化现状的问题。如果联系全球宗教信仰现状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寻求全球伦理的思想运动由宗教界而不是由伦理学界来倡导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撇开全球宗教信仰现状不谈，仅从思想进路着眼，孔汉思教授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由宗教进入伦理，是比较自然的事；而万俊人教授在一个以道德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倡导普世伦理，由伦理进入宗教，这种做法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针对中国文化特点也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我们看到，在这一进路中越是强调宗教所具有的某种重要作用，也就越加大了建构普世伦理的难度。基于对宗教在现代社会重要作用的肯定，万俊人教授以一种承认“宗教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的方式由伦理进入宗教，但他马上指出：“然而站在现实主义的伦理学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宗教伦理的方式是一种（更不用说惟一）现实可行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方式。”（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两相对照，笔者只能说心理学上的“鸭子变兔子”（或世界观的转变）在学者的思维活动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非常现实的东西，到了一个以伦理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中，成了不现实的。
二、弱宗教模式与强伦理模式
倡导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相关文献中已经有充分的阐述，对此笔者深表赞同，然而目标（或者说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一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进路的一致。在学者的思想活动中，目标明确之后，下一逻辑进程无疑就是理论上的建构，而不同的关注点对理论思考必然有影响。我们或许可以临时虚拟一个无焦点的文化平台，视宗教与道德为平等的并列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无论具体文化的现实状况如何千差万别，研究的重点放在哪个方面，但若思想者不能在建构全球伦理的初始阶段即在这个虚拟的文化平台上赋予宗教与伦理（道德）以并列的地位，那么其逻辑推演就很容易趋向于宗教与伦理的相互取代或宗教与道德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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