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上面三种观察各有其合理性和特定取向，从不同方面揭示出当代批评理论的新特征。我这里不妨从如下六方面去做一点综合性概括，由此理解批评理论的当代特征：第一，跨学科性。从学科特征看，指批评理论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而相互渗透。如今的批评理论不仅跨越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界限，而且经常地与语言、历史、心理、哲学、政治、伦理等其他学科话语紧密缠绕，形成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交响。第二，文本修辞性。从操作方式看，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并由此展开更广泛的理论分析。正是在这种修辞性细读中，批评往往同时把对象和自身都当作批评对象。第三，意义开放性。从问题重心看，批评理论追求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参与性，由此文本可能开放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意义来。第四，自反性。从内在属性看，批评理论具有质疑任何常识、陈规乃至批评理论自身的自我反思品格。第五，元评论性。从前提条件看，批评理论总是对于理论自身的历史条件的重新确认，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第六，修辞实践性。从社会功能看，批评理论总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而关怀社会问题、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这表明，批评理论常常就是一种修辞实践，即是以文本修辞细读方式呈现的社会干预。
由于如此，批评理论同通常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果说，一般地看，通常的文学理论总是指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言说、文学批评总是指运用理论对于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论，那么，如今的批评理论则是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传统鸿沟被填平时的重新反思与自反状态，即是那种始终不离批评并处处从批评出发的理论，更具体地说，是指在对文本修辞的开放性分析中质疑常识、透视社会、反思理论自身的跨学科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时下有关“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的发端缘由，在于忽略批评理论的当前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作为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当然要以文学文本的跨学科分析为基本特色，也就是既以文学文本修辞为中心、同时又体现跨学科视野。既是文本的又是跨学科的，这里就不存在简单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而是尊重如下现状：文学文本研究可以体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需要坚持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
如果说批评理论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么，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应当如何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当前西方批评理论的大体模式状况及其对我们的可能的启示。尽管批评理论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欧美）和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才逐渐生成的，而相对成熟的批评理论更是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才逐渐显出其大致轮廓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以批评理论为视角去对批评理论模式作一番回头审视。批评理论模式，是指特定的批评理论所呈现的独特的概念与普遍性系统及其组合方式。简要地回顾，它在西方的发展中呈现出几类主要模式。（１）词语批评，指２０世纪２０－５０年代英美“新批评”所代表的注重词语分析的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是英美大学的一批学者或学院批评家。它认为文学不是对社会的再现或情感的表现的产物而是词语的构造；不是作家或社会状况而是作品本体是批评的对象；致力于分析作品词语中的富有意义的特殊状况，如“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采用文本“细读”法，即异常精细地阅读和分析具体文本词语。（２）结构批评，指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盛行于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为一批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批评家。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系统的产物；成为其关注目标的不是具体文学作品而是支配它的深层逻辑程序；致力于建立制约作品意义系统的语言学模型，如二元对立、符号矩阵等；有意忽略文本的社会再现、情感表现或词语因素而专注于更大的深层结构的发掘。（３）心理分析批评，指２０世纪前期盛行于欧洲的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的产物；文本语言的隐意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是建立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总的语法结构——“化装”，其具体语法规则包括凝缩、置换、视觉形象、二度润饰；批评的方式为像“释梦”那样阐释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无意识结构。（４）解构批评，指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先后兴盛于法国和美国的以“解构”为特色的批评方式，主要代表有德里达、后期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这种解构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不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文本的缝隙或边缘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的虚幻性；批评的方式为解构性细读，这种阅读具有“新批评”那种细读精神、但却让其服务于揭露文本的零散性和虚幻性，从而带有修辞性特征。（５）意识形态批评，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在欧美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尔杜塞、英国的伊格尔顿和美国的杰姆逊等。这种批评模式的主要特色有：文学不再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特定语言结构而作出的想象性再现或“挖空”；文本语言及其意识形态蕴涵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借助语言学模型而重构意识形态及更深邃而微妙的历史；批评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意识形态阐释的结合。（６）“文化研究”批评，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批评模式，它是英国６０年代后期兴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北美、澳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展的结果。这种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被视为更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冲突；对文本的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上述模式已能大致显示现有批评理论模式的总体轮廓了。它们诚然可以代表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就只能一味跟着这种主流节拍走。我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的现代融汇大可以翻转出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我把它成为兴辞诗学。
兴辞诗学是对古典感兴批评与修辞论传统加以现代融汇的产物。古典兴辞批评属于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批评理论模式，是以富于感兴的阅读与评论去尽可能还原文本感兴的批评方式。从孔子的“兴于诗”到叶燮的“兴起”，兴辞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形成了自身的模式。第一，从批评的宇宙观基础看，感兴批评表现了一种万事万物相异而又相类的宇宙观，力求揭示文学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兴发感动关系。第二，从批评的重心或焦点看，感兴批评主要谈论文学所展现的个体生活体验即“感兴”。第三，从批评的思维方式看，感兴批评崇尚与感兴相近的瞬间感悟或直觉，强调以感兴批评去还原文学感兴，而轻视或反对推理式批评。第四，从批评的表述文体看，感兴批评多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而不愿意推演出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体。孔子评《诗经》只留下“片言只语”，刘勰以韵文形式写成文论巨制《文心雕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传统，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等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等等。这种古典感兴批评理论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从文学文本中寻求感兴的呈现状况。这里所寻求的感兴，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生存体验，而是在个人生存体验中蕴藉的对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活的体验。
今天中国所处世界状况已大不同于古典中国与世界状况，古典兴辞批评难免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从今天的生存需要及其与古典传统的相连处出发去加以重新激活。在当今批评理论语境中重新发掘古典兴辞传统的魅力，从中翻转出现代兴辞诗学，正可以视为当今一种可行的文学理论框架。今人叶嘉莹明确认识到，应把古典诗论中注重“自然感发”的“兴”概念提取出来作为现代批评的重要概念。“西方诗论中的批评术语甚多，如明喻、隐喻、转喻、象征、拟人、举隅、喻托、外应物象等，名目极繁，其所代表的情意与形象之关系也有多种不同之样式。只不过仔细推究起来，这些术语所表示的却同是属于以思索安排为主的‘比’的方式，而并没有一个是属于自然感发的中国之所谓‘兴’的方式。……对于所谓‘兴’的自然感发之作用的重视，实在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项极值得注意的特色。”（叶嘉莹：《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光明日报》，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２日）她的主张富于见地，值得重视。兴辞诗学是感兴修辞诗学的简称，是由注重个体体验的感兴论与突出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效果的修辞论两者融汇起来的文论框架。这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阐释文本语言并由此显示其感兴蕴藉的文论方式。文本就是指作者创造的供阅读的特定语言构成品，而语境则是包含几重含义——首先指特定文本中的上下文、其次指这一文本所生成于其中的特定时段的更大而丰富的文化文本，最后是指最终影响这种文本意义生成的与生产方式相关的最基本的历史情境。兴辞诗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致力于文本体验、文本修辞论分析与文化语境阐释汇通的路径。这就是，首先阅读文学文本，唤起直接的个体感兴；其次作具体的文本修辞细读，揭示文本语言的个别或独特特色，以便为文本意义及意蕴阐释提供语言基础；再次根据对文本的感兴及语言的独特性的分析，建构起与之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阐释模式；最后把上述文本感兴与语言特色带入具体的语境中加以阐释，发现文本的深层无意识意蕴。兴辞诗学具有批评理论品格，即它本身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与批评脱离的普遍有效的理论，而总是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的理论形态。
上面的论述难免有些粗疏，其中的种种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但我相信，在当今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应当成为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的选择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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