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美术批评理论的政策导向性对美术创作艺术个性的遮蔽
一、政策的权威性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新生的政权需要进行极度的保护，保护新政权的手段除了政治暴力之外，还急需子在文化领域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十七年”时期的恩以政策继承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即“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精神。在国际社会上，伴随着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建设发展，不同的国家制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升级的结果是在1950-1970年代，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抵抗的冷局面。在这种国内国际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逐渐形成了政治主导型的文艺政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政策要以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为出发点的决策。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以政治报告的形式阐释文艺政策，这就确立了文艺政策的高度权威性。
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文艺体制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统一的政治思想认识和艺术创作准则。1953年6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纵观“十七年”的历史和文艺史，可以说，该时期的文艺政策只是政治附庸。政治决定艺术，所以文艺政策伴是随着领导人对国家政局变化的判断认知而不断作出调整的。可见，在政治高压下，艺术工作者完全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思想空间，他们的思想被意识形态支配，这必然导致遗珠作品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结果。
国家对文艺工作者思想规训的具体方式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和开展文艺批判运动。改造的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党内“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文艺的批判则已经脱离了文艺批评本身的方法，而是统一上升到政治批判。1955年人民主办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其写了序言，并补写两条按语，将胡风文艺事件定性为“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1]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定性把政治之上的权威话语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政治高压环境下，文艺工作者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小心翼翼说话，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严酷的政治漩涡中。因此，他们只能收起自己的个性和情感，按照统一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思想进行创作。一样的标准创造出千篇一律的的艺术作品，这完全失去了艺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看似宽松了的文艺政策，人们通过进一步理解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宽松，因为这种宽松的文艺政策的实施范围是有限的，正如陆定一所强调的：“在学批评与谈论中，或者对资产阶级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2]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者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头脑，而且是唯一的思想，这种思想里不允许掺杂任何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应该说，运用权力压制人们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已完全超出了思想争论的范围，“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政策，不是思想争论，而是思想压制。
二、艺术审美形态一体化
在拯救民族的道路上，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更换自然会引发新旧观念的更换。这种新旧更叠的历史状态决定了1949年以后的美术作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9年7月2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提出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政治干涉文艺，并且形成来后来直接对文艺思想的支配。
前面我们谈过“十七年”美术创作的题材极大地收到了政策的限制，这就造成了该时期艺术上出现了审美形态一体化的局面。
周扬在总结解放区的文艺特征时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制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社会生活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3]这就决定了艺术作品中只能表现工农兵。新中国的美术批评理论其实是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的美术理论。然而在战后的国统区，美术的风格题材还是相当丰富的，但新的国家政权不允许表现其他内容的作品存在，所以原本复杂多样的美术被粗暴地归一了。战后国统区的美术“从风格上来说，有来源于欧洲的古典绘画，有来源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派，有固守传统的文人画，有强调中西融合的折中派，但这些最后都统一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来;从题材上来说，城市市民生活、政治讽刺幽默漫画、传统的绘画题材如梅兰竹菊等，如民国时期其他的文艺一样，这些作品在文化层次上有雅俗之别，在审美格调上有的哀怅低回，有的辛辣激越，有的幽默婉转”，[4]然而这些艺术本应有的多样的题材选择和风格特征都在“十七年”中被统一化了。
美术审美形态的一体化使美术作品的审美格调由重艺术性向重政治性转换。国家的政策导向性取代了美术本身个性化的情感自由表达。（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