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由于启蒙辩证法逆向逻辑的进一步演变，“后现代”意识日益蔓延到社会和伦理生活领域，不但欲望主体试图消弭理性与实践品格躲进虚拟的空间，而且艺术溢出了自身领域，整个时代文化语境被畸形地审美化了，欲望时代的缪斯在审美精神上发生了由“审丑”精神向“泛审美”意识的逆转。
从价值立场上说，这一转向意味着以审美意识对道德、历史观进行消解。泛审美化趋向的主旨是以审美观取代道德观，让审美成为生活的基础和目的27，艺术不再只是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了生存的全部理由与形态。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道德的消失必然伴随着对“生存美学”的追求，“生存美学”的核心就是“将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28对生活进行审美的而非道德、历史的观照成为世纪末文学创作的主流。小叙事、民间叙事、非理性主义叙事等曾经以批判精神深入本质，还原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原貌，但是随着启蒙辩证法反向逻辑的发展演化，这种审丑意识再次发生了转化，正如有位作家所说，“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29以《渴望》、《爱你没商量》等为标志，曾经以反叛为旗帜的王朔在90年代初期明显趋于缓和，甚至为过去的“自私、卑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而忏悔，而今开始怀疑这未尝不是“一种浅薄”（《我是王朔》）。在这股日见强烈的“泛审美”风潮中，“身居边缘、默默苦学的、甘于清贫的、自我放逐的，都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很多作家“从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的惊世艳情。”30池莉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90年代中期以后，池莉日益朝着大众文化明星的路线发展，早期新写实阶段曾经有的批判、揭露意识一扫而光。在《小姐你早》中，国有企业老总王自力是有权又有钱的成功人士，背着妻子和家里的小保姆偷情，表面看来作者对王自力是有不满，可是仔细分析则发现池莉的这种不满并非是对权力与金钱勾结的批判，而是用男女之间的背叛与计谋来强化故事的趣味性，达到“好看”得效果。而在《来来往往》中，连这点不满也不见了，康伟业虽然搞婚外恋、凭借权力发不义财，然而作为“成功人士”，他却获得了作者由衷的同情与欣赏。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黑暗与卑劣也被泛审美意识抹平了：像赵玫《武则天女皇》对主人公情欲及性爱场面的大肆渲染，阎连科《坚硬如水》对高爱军和夏红梅这一对情欲狂和权力狂的暧昧态度，莫言《檀香刑》对刽子手赵甲“杀人艺术”的描写，等等。近年来“小女人”散文的走红也迎合了这一审美潮流，怀孕、生孩子、爱家爱丈夫……七零八碎地被展览出来，即使是心灵的痛苦也成了炫耀的资本，美学精神的复杂性与永久性被片刻性、当下性消解了。文学的泛审美化在表面上看来好像与情感的本能化、庸俗化、肆意化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欲望主体屏弃了理性引导后的纯粹感性的产物。
价值立场的转向进一步带来了个性与思想性的衰退与戏剧性、符号化的凸显，在哲学层面上意味着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提到的所谓“先验性的终结”。“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所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而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之中被取消了……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31市场不仅作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导因素在起作用，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主体的自我个性与创作意识不得不授控于消费者的欣赏口味，符号化正在日益侵蚀着文字的审美张力、审美功能，更消解着文学精神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32而不是复杂精神与心灵世界的追求与探索过程，内在与本质的意义逐渐式微，“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33如果说民族、革命等宏大叙事曾经不符实际地将日常生活拔高为艺术典型，审丑意识着力于以日常生活透视并还原历史本真，那么在泛审美化潮流中，艺术和生活则发生了混淆，生活成了戏台，个体变成了戏台上的“角色”，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与艺术精神失落了，文学审美意识所独具的内视性与透视性遭到了视觉化、信息化等等的强力消解。因此从本质上说，泛审美意识是和欲望本体化、反理性主义以及庸俗化的感官主义一脉相承的，外观代替精神，成了个体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的坐标，生活方式则演化为个体身份的标签、合并同类项的准则、陌生人相互判别的砝码与久别重逢的接头暗号，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嘉丽隐瞒了自己的发迹，穿上地摊上买的衣服，蜡黄着一长脸，和十几年前曾有过感情纠葛的男人在肮脏的小旅店里见面后，结局只能是不欢而散。（魏微《化妆》）王安忆90年代中后期将目光转向下层生活也是因为对当代上海的都市生活的不满与失望：“上海被格式化了。不仅被媒体格式化了。还与时代有关系，这个时代的消费其实非常单调，越来越单调。这与时代潮流、全球化、工业化有关。你看那些走在街上的男孩子女孩子非常相像，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包装自己的方式，非常一致。”34可是，其近期创作如《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中，又呈现出了一种将田园生活拔高为乌托邦信仰的封闭性思想倾向。这与张承志对“穷人哲学”的坚守、张炜对传统道德的皈依一样，都在试图重建人性、道德、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又走向了另一种偏执，以其精神选择、心灵空间的日趋枯仄，从另一个角度表征着消费意识与欲望代码的强大遮蔽力。
四、结语
随着欲望话语合法性的确立，小叙事、民间叙事、非理性叙事等在冲击宏大叙事过程中所展现的“边缘与陌生”早已消弭殆尽，形形色色的个人化叙事成了消费意识形态新的宏大叙事。在这里，欲望中的“恶”被作为人性最基本的形态赋予了自足性，剥离了历史和道德价值的框架。恩格斯在引证黑格尔的“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之后，又强调“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种“恶”，当然包括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当人们的欲望达成的时候，往往也就拥有了权势、自私、愚昧和傲慢；尚未达成时，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为之进行着疯狂追逐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度”的把握是极其艰难的。正因如此，恩格斯接着说：“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其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诞成性，必生疾病。其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权利。”35在这里，恩格斯就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作了非常精辟的评说，首先，恩格斯以辩证法、历史的眼光承认“恶”欲——当然包括金钱占有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因之，我们的作家在描写人类的经济行为时应当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眼光而不是纯粹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之，也即承认这种这种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必然性。然而，恩格斯对“恶”欲的限制也是颇富启迪的，他强调必须正视这个“道德的基础”所导致的“自然后果”和“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也即要以一种道德的衡量器称量人们的经济行为。综合之，正确的价值观应是即非单纯的、固有的道德评判，亦非一味追逐新的肤浅的历史评判，而应采取历史/道德相统一的价值标准。具体到文学而言，纯粹的肉身写作、日常写作和动物性宣泄只能使文学在欲望之海中沉沦，纯粹的人性“恶”的展览并不能担负着个性解放的重任抵达自由的彼岸。人如果仅仅遵照本能欲望释放弘扬的向度来思想和行动非但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人在实质上完全陷入了本能原欲的控制，为其物质性力量所驱使，必定对人性的本质力量（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消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6
说中国文化目前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也好，说它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全球化语境也好，就其实质而言，我们仍然处于一种需要启蒙与拯救，更需要自我启蒙与自我拯救的状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过早降生的欲望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是顺应并嵌入其强大的欲望化逻辑，还是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来否弃、抵抗它？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疯狂地追逐它，还是牢骚满腹地鄙弃它，都已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理性姿态，以新的启蒙精神疏导它、改造它、提升它。在这个欲望的时代，在这个强大的欲望逻辑的笼罩下，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已然堕落，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已然过时，补天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已然无力。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欲望辩证法”。它以揭示和批判“启蒙辩证法”的名义强化了自身的存在，又促成了文学启蒙精神的退场。因此，将来文学启蒙精神的重建除了克服自身辩证法的缺陷之外，还必须从对“欲望辩证法”的解构和批判入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避免两种“辩证法”的恶性循环，走上新生的道路。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② 王岳川：《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美学与文艺研究》第1辑。
③ 陈染、萧纲：《另一扇开启的门》，《花城》1996年第2期。
④ 《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⑤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页。
⑥ 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⑦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⑧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⑨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9页。
⑩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8页。
11 韩东：《〈他们〉，人和事》，《今天》1991年第1期。
12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
1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4 江讯：《“玩主”王朔》，《文学报》1992年5月14日。
15 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16 刘一秀、方维保：《男性的哲学：欲望故事与诚挚悲悯——评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17 参见拉斐尔：《道德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14页。
1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著《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7页。
19 科耶夫等著《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138-139页。
20 哈维尔：《我相信什么》，崔卫平译《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资料，第207-208。
21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227-228页。
2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24 刁斗：《面对心灵的小说游戏者——刁斗访谈论》，《作家》2000年6期。
25 唐文明：《现代人的道德追求》，《读书》1999年第8期。
26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7 赵彦芳：《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28 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 1986年版，第21页。
29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对话》，《作家》1998年第2期。
30 刘川鄂：《池莉热反思》，《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31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225页。
32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225页。
33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0页。
34 夏辰：《“讲坛上的作家”系列访谈之一：王安忆说》，《南方周末》2001年7月12日。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3-234页。
3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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