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性观的现代解读
马克思在肯定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研究人与费尔巴哈在出发点上就不同，马克思是从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从研究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开始。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使人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的劳动不仅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还体现类的本质，人的劳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存在方式都具有社会性，是社会性的活动。人的劳动不只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人的本身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8）
劳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人不能以个体的形式在世界上存在，每个人都具有类的共同本质，人类又是每个个体人的总的集合体。人还是历史的人，人的所有本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结果。但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仍然无法摆脱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原始形态。恩格斯说人永远是社会性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仍然具有动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人性的表现形态永远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于人性表述的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简单概括为：人的本质的核心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的本质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就是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人的本质的表现形态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
二、人性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
过去对人性的一般理解都是把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动物性，理解为人的原始本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特征，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属性。这种观点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用社会属性排斥自然属性，又用阶级性替代社会属性，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性等于阶级性。
1、人的自然属性不能等同于人的动物性。
人不同于动物，但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社会属性，还表现在自然属性上。人的自然属性在形式上的确有许多特征与动物有共同点，如饮食、性爱、母爱、安全感等，这些都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大自然赋予人的最基本特征。但这些形式上相同的特征在内容上却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在人类还处于动物阶段时，人类的需求与动物一样是由于肉体的直接需要。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类的需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这种需求的手段也有了质的变化。而动物却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简单地重复它们的生活方式。以饮食为例，人类最早也与动物一样采集野果、捕杀猎物。但后来人类进行种植和饲养，火的发明使人的饮食不仅能维持生命，还有了美的感觉。随着社会发展，饮食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如酒文化、清真文化、快餐文化，甚至有人把拒绝饮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绝食斗争）。性爱的变化更为典型。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早已不把性爱视为传宗接代、物种衍繁的唯一手段。人类婚姻的演变史是最好的证明。两性关系既是衡量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是衡量个人品行的重要尺度，其中道德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两性关系的纽带也已从最低级的情欲发展为高尚的爱情，成为艺术家描写的永恒的主题。即使现在仍有卖淫、纵欲等现象，但这只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不能等同于动物性，其中搀杂着大量的社会因素，比如经济因素。长期以来专制统治者总是把人的正常的性要求、性行为视为兽性并严加控制，如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的戒律，对所谓通奸行为的残酷惩罚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专制社会都要夸大人的社会属性，压抑人的自然属性，如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我国的十年浩劫时期。
2、人的社会属性的核心仍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所谓社会就是指个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9）然而，这种依赖或合作关系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有这种依赖关系。物种要衍繁便会有两性关系，便会有母子关系。特别是那些个体比较弱小，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物种，都有一整套群体协作的保护能力，比如蜜蜂、蚂蚁等。这种群体的保护功能是在自然界物竞天择中自然形成的。在灵长类动物中甚至还有等级和礼仪关系。可见由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的社会属性，并不能严格地区别人与动物。然而人与动物这种形式上相似的交往与依赖关系，在内容上却有本质的不同。创造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的交往成为独特的、造就人类文化历史的社会关系。在大自然物竞天择中形成的所有物种都必须具备的交往与依赖关系，必然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在这种冲突与矛盾面前，动物是依靠适者生存的原则被动地淘汰弱者，而人类却是能动地进行调节。通过法律、道德、国家、宗教等一系列上层建筑形式解决冲突与矛盾，促使每一个成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贡献，以此使全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而“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10）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充分展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理想形式，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而真正区别人与动物的，还是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
3、人性中的阶级性。
人类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所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与动物有了本质的不同，有了更丰富的内容。由于人的需求的全面性，使得人类对社会的依赖更加彻底，人类只能以生产分工的形式来满足需求，因而人类的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法律、道德、政治、经济都成为调节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人类从事的主要活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因而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和物质关系。在社会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物质要求时，财产分配就会出现不平衡，一部分人占有了较多的财产，另一部分人占有较少的财产，阶级关系随之产生。
（1）人的阶级属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由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质需求，人类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这一需求。当一小部分人占有了大部分劳动产品时，使大部分人的需求与对象之间发生了脱节，使劳动变成异化劳动，人性被扭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剥削是通过资本这种隐秘的方式实现的，无产阶级明知自己的财产被剥夺，还要在异化状态下劳动。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夺回自己的财产。所以阶级属性是由社会属性的差异性造成的。因为无产者如果失去了物质产品就失去了人生存的基础，那么，其它的一切属性都毫无意义，因而阶级属性在社会属性中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常常表现为对抗性。在阶级对抗激烈时，阶级属性往往在社会属性中起决定作用。
（2）人的阶级属性是较容易变化的人的属性。
由于阶级关系最终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的，因此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减，人的阶级地位也随之变化。今天的资本家，明天可能成为无产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状态下，社会生产的运行是靠资本来进行调节，所以两大阶级的数量总是保持相对稳定，即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产，大多数人始终赤贫。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总是残酷的、无节制的，因此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变得极其恶劣。这种状况迫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夺回自己的财产。这种自取灭亡的剥削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必须以另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于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节税收、调节社会分配，使无产者的收入相对增加，使有产者的收入控制在一定数量上。随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随着工人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工作时间的缩短，阶级矛盾也逐渐缓和。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不存在。随着跨国公司的形成，资产阶级原来在国内的掠夺变成以跨国资本的形式进行国际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缓和了，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变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冲突甚至战争。资本主义国家还采用移民等方式，把本国公民不愿干的、条件恶劣的体力劳动，让外国移民去干，榨取这些人的剩余价值。可见剥削方式的变化，使阶级斗争的内容与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
（3）人的阶级属性不等于人的社会属性。
阶级属性首先是社会属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属性。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关系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人类存在的本身就决定了人类在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生存方式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同一性，无论差异性表现在哪一个层面，类的同一性是无法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使世界没有阶级，达到类的最终同一。其次，在阶级社会中，在阶级冲突激烈时，阶级属性可能占主要地位，但随着阶级对抗的减弱，阶级属性也随之减弱。20世纪50年代末把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违背了客观现实，致使发生十年动乱的悲剧。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会将阶级矛盾冲淡，比如民族矛盾激烈时，阶级矛盾便退为次要，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保证了对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比较人与动物时发现了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以此为依据，马克思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厦，构建了以人为起点和以人的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理想社会。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狭隘化、利益化、时髦化的企图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意相违背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